出身高贵的（diongenos）佩尔西斯，要努力劳作……【22】这个段落对诗人为自己所塑造的教育者形象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在别处已有较详细的讨论。【23】概而言之，“自己能思考一切事情”的“至善者”指的是诗人自己，诗人告诫佩尔西斯要努力从“无用之徒”转变成“善者”，而转变过程则是通过听从诗人的“好言好语”，并将诗人的训喻“牢记在心”。正是此时，诗人称呼佩尔西斯为diongenos（“出身高贵的”），借讽刺来鼓励他：虽然他称不上“出身高贵的”，但也不应甘为第三类的“无用之徒”，而应该向第二类的“善者”看齐。如果联系前文，这里的esthlos一词已从它所标志的社会阶层向德性的含义引申，诗人似乎故意在模糊出身高贵与低贱之间的差别，只要佩尔西斯愿意接受诗人的训喻就也能成为“善者”。这恰恰是诗人的教喻目的之所在：“善者”不仅仅是像“王爷”那样由社会阶层所决定，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遵循和实践诗人的“训喻”而努力成为“善者”，佩尔西斯虽然出身普通平民，却同样能够凭借“努力劳作”跻身于“善者”。
    “贫苦的村庄阿斯克拉”：城邦与正义
    第二则社会史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小村庄阿斯克拉的社会定位。阿斯克拉是一个由许多独立的oikoi（oikos的复数）组成的共同体，oikos为最基本的社会和经济单位，包括了家庭和家庭成员耕作的田产（klēros）。从赫西奥德给兄弟的诸多建议所提供的信息中，我们可以拼合成一幅典型的、管理有方的oikos的图景：农夫与他的妻子至少生有一子（271，376-377）；他们拥有两头公牛（436-437），有一名40岁的佣工帮他赶牛耕田（441）；偶尔还雇用一名贫穷的不属于任何其他oikos的“雇工”（thēs，602）；耕种（468-471）、收割（573）、打谷（597）以及建造谷仓（502-503）的时候都有奴隶做帮手，此外还有女仆。这个规模不小的家庭主要从事谷物生产、葡萄种植和家畜饲养。若干个这样相互独立的oikoi在小村庄里比邻而居。它们之间的邻里关系颇为重要。赫西奥德坦言，“坏邻居是一大灾祸，而好邻居是一大福祉（346）”，因此他建议佩尔西斯“邀请住在你附近的人”来进餐，增进彼此间的情谊。与此同时，邻里间还存在由“有益的不和女神”激发的竞争关系：“一个人看到别人因勤劳而致富，因勤于耕耘、栽种而把家事安排得顺顺当当时，他会因羡慕而变得热爱工作。邻居间相互攀比，争先富裕（21-24）。”
    这样一个由许多oikoi构成的共同体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邻近的城邦特斯比亚有着怎样的关系？阿斯克拉是自给自足的，还是在政治经济上依附于特斯比亚？赫西奥德在诗篇里并没有提到特斯比亚的名字，但可以推测，佩尔西斯所热衷的法庭争讼（29）以及王爷们“主持”正义的地点均在特斯比亚。【24】问题的焦点是，这些特斯比亚的王爷们是否以及如何从经济和政治上控制阿斯克拉的农民？
    法国学者爱德华·维勒在1957年发表了一篇题名为《古希腊土地制度探源：荷马、赫西奥德与迈锡尼背景》的论文，【25】认为《农作与时日》的历史背景是一场土地危机。作者以梭伦时期的雅典为参照，提出诗篇里所描述的发生在两兄弟间争执的原因在于土地缺乏以及分配不均。他的主要文本证据除了诗篇的37-39行提到的分割遗产，还有第341行“你因而可以获得别人的田产，而不是别人获得你的”。【26】他据此提出，当时的遗产继承制度将土地在男性继承人中间平均分配，使得后代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少，最终导致小块土地无法养活一个oikos，而土地的所有者被迫向更富裕的大地主借贷进而一步步陷入欠债的深渊。出于宗教和道德上的原因，oikos拥有的田产不得转让所有权，因此这些一贫如洗的农民不得不成为自己土地的“租赁者”，用收成的一部分来归还原先的借贷。通过这种方式，在土地所有权没有转让的情况下，富有的贵族阶层和大地主也能完全控制他人的田产，而特斯比亚的那些“吞噬礼物的”王爷们正是欺压阿斯克拉农民的本地贵族。
    维勒的观点曾经颇具影响力，然而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个解释模式。首先，不能不加区别地把梭伦时期的大城邦雅典的历史境况应用到一百多年前的小村庄阿斯克拉之上，我们不能假设两者之间有足够的相似之处来进行这种类比。其次，尽管《农作与时日》一开始就提到了兄弟俩分割父亲留下的田产（37），诗人并没有暗示，被分割之后的田产将不足以养活两个家庭中的任何一个。【27】恰恰相反，诗人不时地强调只要佩尔西斯辛勤劳作就能过上小康生活，只要听从他所给出的有关农业生产、家畜饲养以及海上贸易的种种指导也能拥有如上文所述的管理有方的oikos，而这个oikos有着包括男主人、妻子、儿女、两名或更多的男奴以及一名女奴在内的为数不少的人口。如此看来，赫西奥德的阿斯克拉并没有处于土地危机的泥淖之中。
    在新近出版的一本题名为《赫西奥德的阿斯克拉》的专著中，美国学者安东尼·爱德华兹讨论了《农作与时日》的社会历史背景，并对其中所有相关文本证据做了一番彻底的重新审视。【28】他摒弃了维勒的“阿斯克拉农民受到特斯比亚王爷压迫”的解释模式，并根据对文本证据的重审得出了如下结论：“《农作与时日》里的阿斯克拉体现了远不如荷马的城邦那样复杂的共同体类型，这种类型先于荷马式城邦及其巴西琉斯而存在，并且在希腊许多地区一直深入古风时期，与新式城邦共存。”【29】换句话说，阿斯克拉不处在从荷马式城邦向梭伦时期的雅典的连续发展进程当中，而是属于“黑暗时期”更为古老的共同体类型。在爱德华兹看来，赫西奥德所描绘的阿斯克拉根本不是一个常见的农民共同体，因为它的内部结构没有呈现出农民共同体所具备的诸如互相依存、等级制度以及复杂性等典型特征。就对外关系而言，阿斯克拉独立于特斯比亚保持着自治，而特斯比亚的王爷也没有对农耕者实施经济和政治上的控制。
    迄今为止，爱德华兹的专著最为系统地挑战了“赫西奥德的阿斯克拉是农民社会”这一正统观点。他所得出的结论，如果被当作《农作与时日》所反映的“历史现实”，将会使得阿斯克拉完全孤立于外部世界，所以从文本证据得出的这些“实证性”结论需要从诗作修辞效果的角度加以平衡。《赫西奥德的阿斯克拉》的作者并没有忽视这一点，在全书的最后一章给出了一个概述。他提出，《农作与时日》建立在村庄与城邦（即阿斯克拉和特斯比亚）的对立之上，但诗人的修辞目的却是通过分离对立中的“城邦”这一极并将之驱逐出村庄的视野之外来瓦解这一对立，从而将对立局限在村庄范围内，纳入村庄内部的贫富对立之中。赫西奥德运用了他所有的修辞才能想要说服佩尔西斯的是，村庄里的生活体现了正义和勤劳的美德，而城邦则是邪恶和懒惰的渊薮。【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