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重视商品质量、拒售假冒伪劣商品也是明清时期徽商守法经营、不搞商业欺诈的一大集中体现。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是投机奸商获取非法暴利的惯用伎俩。徽商中亦不乏类似投机渔利之徒，但就总体情况而言，绝大部分的徽商还是比较重视商品质量，并在商业营销活动中，自觉抵制和拒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虽然为此而承受巨额亏损亦在所不惜。据史料记载：清代休宁商人吴鹏翔在一宗胡椒贸易业务中，购进了800斛胡椒，在得知这批胡椒有毒、原卖主请求中止合同原价退货的情况下，为防卖主将之“他售而害人”，他宁愿自己承担巨额损失而拒绝退货，“卒与以直（同值）而焚之”，（注：道光《休宁县志》卷一五《人物·乡善》。）断然将800斛胡椒付之一炬，全部销毁，从而避免了一起可能导致大范围中毒事件的发生。清代婺原茶商朱文炽因贩运茶叶至珠江逾期，新茶已成陈茶。照理他可以私下以新茶名义售出，但为了遵守商业规范，显示良好的商业信誉，他在交易文契中，“必书‘陈茶’二字，以示不欺”。虽然当他“牙侩力劝更换”，他也不为所动，“坚执不移”。为此，朱文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屯滞二十余载，亏损数万金，卒无怨悔”（注：光绪《婺源县志》卷三三《人物·义行》。）。以吴鹏翔、朱文炽等为代表的明清时期的徽商在商业贸易活动中，注重声誉、讲求商品质量、守法经营，绝不以次充好和拒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广泛的赞誉，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明清时期的徽商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成为独执商界之牛耳的富甲一方的地域性商帮，这与他们守法经营、注重商品质量、拒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是有一定关系的。
    明清时期徽商守法经营、注重信誉还表现在他们拾金不昧、不贪不义之财等方面。《大明律》对“得失之物”有着这样的条款规定：“凡得遗失之物，限五日内送官。官物还官，私物召人识认，于内一半给与得物人充赏，一半给还失物人。如三十日内无人识认者，全给。限外不送官者，官物坐赃论，私物减二等，其物一半入官，一半给主”（注：《明代律例汇编》卷九《户律六·钱债》，（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76页。）。对这一规定，徽商恪守不怠。明代歙县商人宋应祥、宋承恩父子经商于池阳，“有行商二人，各缠重赀托宿，明日早起去。承恩洒扫，见有遗金，启视，见有苏州米行主人姓号，计二百五十金。”面对所拾重金，宋应祥父子丝毫不为所动，他们“守待再宿”，直到次日，方见“前二人哭踊而来，遍觅不得，急欲投江死。应祥力挽之，询其姓名，为许邦伟偕弟邦佐，所言一一符合。”在得到证实后，宋应祥父子“即集街众验明而尽还之。二人愿分金以谢，应祥坚辞不受”。（注：民国《歙县志》卷九《人物·义行》。）其实，按《大明律》之规定，宋应祥父子是有权依法获得所拾金钱一半充赏的，但他们却“坚辞不受”，显示出了一个守法诚实商人的高风亮节。为表彰宋应祥拾金不昧的美德，池阳令亲为其堂书“奕世德音”之额，“并榜其门曰‘世德作求门第，还金拒报人家”（注：民国《歙县志》卷九《人物·义行》。）。相对于宋应祥父子而言，歙县另一位商人汪应鹤之义行更为可贵。据载，汪应鹤在往芜湖经商的路上，“于泾邑路侧，拾得遗金数百两”，为尽快归还失主，他不顾自己生意之繁忙，“坐待失者还之，其人欲分金以谢，应鹤不受”（注：民国《歙县志》卷九《人物·义行》。）。还有一位歙商汪圣林，在将所拾金钱苦等一日如数归还哭寻而至的失主后，连姓名都不愿留下，“遗金者泣请姓名，弗告”（注：民国《歙县志》卷九《人物·义行》。），其行为尤为令人尊敬。至于象休宁商人程琼“拾金而还，非止一次”（注：（明）陈良谟：《见闻记训》。）的事例，在明清时期的徽商中，可谓是比比皆是。
    除“得遗失物”徽商能不计报酬如数归还失主外，对其他“不当得利”，徽商亦皆依法拒之。明代祁门蓝靛商人程神保在福建进行蓝靛的交易中，“闽人市蓝靛者，误多五十石”，这种意外之财，对一般商人而言，可谓是求之不得的。但程神保则以为这是“不当得利”，必须予以归还。在证实蓝靛确实多了50石的情况后，他不顾“左右视为奇货”的议论，“手指天自矢：‘是公籍记不爽锱铢，安可欺也。’呼其人还之”（注：（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七三《程神保传》。）。类似程神保之类坚持守法经营，拒受不当得利的事例，在明清时期的徽商中还有很多。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明清时期的徽商不仅能依法行事、守法经营、恪守童叟无欺的商业准则，而且懂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道理。
    由于受传统农本商末观念和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包括徽商在内的商人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官府牙侩敲榨勒索、地痞无赖欺行霸市、合伙人毁约撤资等等行为，都给商人的利益带来了很大的损害。在利益受到侵害之后，一般商人大都采取消极从命的方式逆来顺受。徽商则不然，他们在利益受损时，更多的则是拿起法律武器，进行依法保护自身权益的斗争。
    明代崇祯六年（1633年），经营典当业于江宁的徽商王竹，在所雇帮工谢尚念监守自盗，将典当铺货物衣食计银三百余两席卷而逃的情况下，不是凭借个人力量或雇人以武力解决，而是借助法律武器，依法向江宁县衙禀告，由江宁县衙出具拘捕罪犯的通缉令，责成沿途官府协拿逃犯。该通辑令原文如下：
    应天府江宁县为恳恩给批获究正犯事。据民王竹禀称：□□□□□□县前往开典输饷应卯，蹇雇工恶谢尚念在店掌管。讵恶不法，□□□□□盗卷衣饰货物计银叁百余两逊走，不知去向。随鸣邻甲刘文举等证，缉捕无踪。切思小民血本，工恶盗逊，律难轻纵。伏乞天恩作主，彰法准赏，广获批文，以便捉获投充追赃正罪等情。据此，拟合给批缉拿。为此，批付原禀王竹即便执此，前往徽州等处缉拿，得获随禀。所在衙门添差解赴本县，以凭审究正罪，去役亦不得藉此生事。未便，须至批者。
    右批给付王竹。准此。
    崇祯陆年柒月廿六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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