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8世纪是世界史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和大转折时期。西方经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艺复兴和产业革命，为资产阶级大革命作好了物质和思想上的准备，开始从启蒙时代向近代社会迈进。欧洲人从16世纪起就逐渐摆脱在历史发展中长期落后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波斯-阿拉伯文明的状态，广泛吸收了其它文明的大量精华，而向近代社会冲刺，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西方这个时期的文化发展具有早于产业发展的超前性。当时法国在欧洲的整个科学技术界、人文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发展中颇具典型和非常突出。这个时代正是法国近代哲学形成的时代。法国哲学界的一代巨匠和名流们活跃于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和政治舞台上。如蒙田（Michel Eypuem de Montaigne,1533-1592）、沙朗（Pierre Charron,1541-1603）、伽桑狄（Pierre Gassendi,1592-1655）、笛卡儿（René Descartes, 1596- 1650 ）、 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1638-1715）、培尔（Pierre Bayle,1647-1706）、梅叶（Jean Meslier,1664-1729 ）、孟德斯鸠（CharlesLuisde Se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 ）、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 ）、 拉美特利（Julien Offroy de laettrie,1709-1751）、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爱尔维修（Claucde Adrien Helve Lius,1715-1771 ）、孔狄亚克（Elienne Bonnet de Condiliac,1715-1780 ）、霍尔马赫（Paul Heinrich Dietrich d'Hobach,1723-1789）、罗比耐（Rene Robinet,1735-1820）、孔多塞（Jeacn Antoine Condorcet,1743-1794）、卡巴尼斯（Pierre Jean Georges Cabanis,1757-1808）、 沃尔涅（Francois Volney,1757-1820）、巴贝夫（GracchusBabeuf,1760-1797）、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1760-1825 ）和邦纳罗蒂（Michel Buonarrotti,1761-1837 ）等， 在哲学和文化史上名标青史者不胜枚举，迭出不穷。他们创建了法国的近代哲学，或者说他们是法国乃至整个西方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他们的影响一直持续于西方近代历史乃至现代史中。
    在中国，这一时期恰逢从明清鼎革到康乾盛世的时代，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又是清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几代“圣皇”临朝执政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中华帝国的最兴旺发达和武功文治最丰伟的鼎盛时代之一，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哲学以及整个思想界都比较活跃和蓬勃发展的时代。清政府主张文化的“经世致用”，提倡理学和编纂巨部类书典籍。中国文化史上的最大工程之一《四库全书》就编修于这一时代，大规模的文献编修、考证和汇辑工作也发轫于这一时代。当时中国哲学思想界也是名流荟萃、人才辈出，群星灿烂，思想活跃，颇有一点中国思想史上第二个“百家争鸣”时代的景象。徐乾学（1631－1694）、万斯大（1633－1683）、江永（1681－1760）、戴震（1723－1777）、唐甄（1630－1704）、颜元（1635－1704）、李光地（1642－1718）、李塨（1659－1733）、章学诚（1733－1801）、焦循（1763－1820）、王夫之（1619－1692）、顾炎武（1613－1684）、方以智（1611－1671）、黄宗羲（1610－1695）等一代名流应运而生。他们虽然都具有各自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中国近代文化的先驱和早期开拓者，从而也形成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时代。
    由于历史的巧合，在欧亚大陆两极、两种典型的不同文明却大致在同一时代发展起来了。但这两大文明从此之后都遭到了完全不同的命运。在欧亚大陆的一端，以地中海沿岸国家为中心、以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为渊源的欧洲文明或西方文明在此之后日益发展，一直达到其今天的哲学、文化、科学和技术的顶峰。就在同时，于该大陆另一端，本来历史最悠久和始终保持领先地位的文明古国中国却坐失良机，未能跟上世界哲学思想、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发展潮流，没有与世界文化融合为一体，而仍处于自我封闭之中，没有出现新兴的产业阶级去冲破盘根错节的封建罗网束缚的局面。中国因而从本来要比欧洲文明先进发达得多的地位一跌千丈，远远地被世界潮流抛在后面，中国在近代史上的衰落与欧洲崛起的原因中，文化因素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然而，中西两种哲学思想和文化并不是从来都是互相绝缘的，它们在历史上也有过多次冲撞、较量和交流，也互相施加过影响。文化永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这样就产生了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撞击、交流和互相影响。西学在这种背景中传到了中国，中学也沿同一条道路而反向传向了西方。
    二、法国汉学界近年来对中学西渐的研究
    对于法国16－18世纪逐渐形成的“中国热”以及中学西渐的课题，法国汉学界做了大量研究，始终居世界领先地位。现就笔者所掌握的有限资料，举出其中某些重要的初版或再版著作，以供大家共同探讨。
    （1）安田朴（R祹Etiemble）：《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巴黎1988－1989年版，2卷本。
    （2）陈艳霞（Yshia Tchen）：《华乐西传法兰西》，巴黎1974年版。
    （3）雅克祹西莱斯特祹德萨西（Jacques Sillestre de Sacy）：《奉中国为楷模的亨利祹贝尔坦》，巴黎1970年版。
    （4）叶维斯祹德祹托玛斯祹德祹博西埃尔（Yves deThomasdeBossière）：《殷弘绪和中国对18世纪欧洲的贡献》，巴黎1982 年版。
    （5）维吉尔祹毕诺（Virgile Pinot）：《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2卷本，其第2 卷为《有关法国认识中国的未刊文献》， 1970年日内瓦重版本。
    （6）叶利世夫（D祹Elisseeff-Poisle）：《尼古拉祹弗雷烈，18世纪-名人文学家的中国观》，1978年巴黎版。
    （7）雅克祹布罗斯（Jacques Brosse）：《西方发现中国史》， 巴黎1981年版。
    （8）博西埃尔：《17－18 世纪中国宫廷中的比利时官吏-安多传》，巴黎1977年版。
    （9）马克祹克雷邦《Marc Crépon ）：《西方哲学明鉴中反映出的东方》，巴黎1994年版。
    （10）让-彼埃尔祹迪泰伊（Jean Pierre Duteuil ）：《上天的使命，耶稣会士在中国所起的作用》，巴黎1994年版。
    （11）贝勒维奇祹斯坦凯维奇（Belvilch Stankeviech）：《路易十四时代的中国热》，日内瓦1972年再版。
    （12）米桓夫人（Madame Milsky）：《法国18 世纪的中国情趣》，1975年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通过的博士论文。
    （13）荣振华（Joseph Dehergne ）：《亨利祹贝尔坦的两名中国人，1964年对中国的工作调查和法中技术合作的开端》，1965年于巴黎大学通过的博士论文。
    （14）奥利维埃祹卢瓦（Olivier Roy）：《莱布尼茨和中国》， 巴黎1972年版。
    （15）安田朴：《入华耶稣会士和礼仪之争》，巴黎196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