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启蒙思想家和法学家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Montesquieu,1689－ 1755）是三权（立法、行政和司法）分立制的首倡人，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整个西方世界。他于其《论法的精神》中曾多次论述到中国，但往往是前后矛盾、互不连贯。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消除由入华耶稣会士们造成的中国形象。他通过入华耶稣会士们的著述而了解中国，也深受与其他会友们反目的傅圣泽游说的影响。孟德斯鸠以西方政府的标准而认为中国拥有一种专制政府，但却又根据其所谓“气候理论”而认为中国人温顺驯服，保持淳朴风俗，不受豪华和富贵的腐蚀。他赞扬中国政府执法严厉，认为要治理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必须使用“法的精神”。他特别欣赏中国的税收政策并积极向法国和整个欧洲推荐。他研究了中国的文官政府、明经取仕、御使制度、皇权、政权的稳定性、礼仪和民族同化等问题，认为这一切均有相当大的价值。孟德斯鸠正是在研究了中国和印度之后，才确定了其政府体制理论。所以，在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也受到了中国政府体制的影响。
    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先驱、教育家、寂静派和神秘论学者费奈隆（Frans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Fénelon.1651－1715）曾对中国的礼仪、教育、皇权和经济做过深入研究。他于其《死人的对话》（1690年）中，也将孔夫子与苏格拉底做了比较。由入华耶稣会士们描述的中国政府与费奈隆的理想政府之间具有很大的吻合性。特别是在重农方面，所以，费奈隆研究了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中国的官民和君臣之间的父子般关系后，便确立了其君权思想。他研究了中国的民众福利问题，从而加强了其重农主义倾向。在他的《泰雷马克历险记》（1690年）以及论教育的著作中，更有明显是受中国影响的痕迹。当然，费奈隆更多地则是想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找到改革法国政治的模式，故而又对中国持批评态度。
    18世纪的法国受中国影响最大者莫过于重农学派了。该学派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个科学的经济学派，它在法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是杜尔哥（Anne-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和魁奈（Fransois Quesnay,1694-1774）。他们二人均受到了中国的很大影响，是为法国18世纪“中国热”推波助澜的主要学者和政治家。特别是魁奈，出任法国崇拜中国的代表人物蓬巴杜夫人的家庭医生。重农派学者越出了当时欧洲人只热衷于研究中国哲学、礼仪、宗教、历史之窠臼，顿生借中国的经济制度来改革欧洲经济之奇想。魁奈创建了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杜尔哥在出任路易十六财政大臣（1774年8 月）时，曾根据中国之榜样试行过财政、行政和政治改革。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历代王朝都奉农业为国之根本，以自给自足的农业庄园经济为基础。入华耶稣会士们有关中国农业的著述甚丰。他们还特别提及中国皇帝每年都亲扶犁把而躬耕第一趟地，以祈告天地保丰年。这种记述后来甚至以绘画形式在欧洲广泛传播，吸引了重农派学者，使他们更加坚信世界第一财源为土地，第一职业为农业，从而在中国找到了他们理想的农业国模式。故魁奈曾于1758年上谏路易十五国王，要求他仿效中国皇帝的楷模，而于春季亲耕。魁奈的名著《中华帝国的专制主义》（1676年）和杜尔哥《关于改革和财富分配的想法》（1766年）均为这方面的代表作。杜尔哥于其书中发表了法国学者们在被入华耶稣会士们遣往法国的高类思（Aloy Ko）和杨德望（Etienne Yang ）回国时交给他们的中国问题调查提纲（其中有近半数是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前30条问题是有关中国农业的，其次15条是有关中国的艺术和工艺的，最后6条是有关自然科学的）。 他们于其社会大构思中颇受中国的吸引。魁奈虽对中国政府的专制性持批评态度，但仍认为这是一种理想化政府。他们均向欧洲推荐中国政府的模式。
    尼古拉祹弗雷烈（NicolasFréret,1688-1747 ）是当时法国最关心中国的人文学者，他与法国的入华耶稣会士们的通讯可以证明这一点。弗雷烈尤为注重对于中国历史纪年和帝国起源问题的研究，他从1743年起被任命为法国科学院的常务秘书。法国20世纪下半叶的最大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 1979）称他为“最具有好奇心、最认真严肃和最富有自由思想的学者”。他的人文科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均受入华耶稣会士们所介绍的中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他利用自己在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的领导地位，在该院的刊物、出版物、报告会、与海外通讯交流中，都大力促进对中国的研究。由于与宋君荣的通讯，他才得出了中国人是无神论者或者是斯宾诺莎那样的泛神论者。他根据柏应理神父的著作而认为孔夫子具有一种神秘教理，认为风俗是中国最崇高和最受器重的一门科学。他与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1683-1745）曾企图利用中国福建人黄嘉略（Arcade Hoang）被入华耶稣会士们派往法国的机会，推荐他出任巴黎国立图书馆馆员并任太阳王的中文翻译。他们曾共同制订了编写汉语语法书和汉法辞典的计划，并且已完成了相当工作。但由于傅、弗之不和与黄氏于1716年早逝，这些计划均被搁浅或夭折。弗雷烈和傅尔蒙由此都成了在法国本土上从事汉学研究的奠基人，而且还将汉学纳入到科学院人文科学的范畴。
    法国百科全书派哲学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在文学、哲学、伦理学、美学、政治学诸领域中都颇有建树，是法国启蒙时代的科学巨匠。由于他幼年受业于耶稣会士，故对入华耶稣会士们的著述很感兴趣，深受中国和印度的影响，尤其是在其唯物主义方面更加如此，他曾为其《百科全书》写过不少有关东方哲学与宗教的条目。后来，他又积极地参与编写雷纳尔（Raynal）主编的《两个印度的哲学和政治史》一书（1772、1774和1781年版）。这两种著作涉及到了法国18世纪介绍中国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开扩有关中国的知识和好奇心问题，另一方面是将中国奉为欧洲楷模的合理性问题。雷纳尔于《两个印度的哲学和政治史》的第2版中只列有《吹捧者论中国现状》一章。 狄德罗对此不甚满足，因而又于该书的第3 版中增加了《诽谤者论中国的形象》一节，共分20个问题论述中国。而对由吹捧者和诽谤者造成的不同中国形象，狄德罗指出：“为了做出决断，则必须等待使那些为人公正、识别力强、精通中国文字和语言的人来往奔走于中国各省间，居住在农村、自由地与各社会阶层的中国人交往的时代”，这一切方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