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入华耶稣会士中有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日耳曼人、英国人、荷兰人、爱尔兰人、奥地利人、立陶宛人（Lithuanien）以及波希米亚人（Bohémien）。 其中法国会士人数较多，而学术成果最丰硕。在康熙前（截止1662年2月18日）， 法国在华耶稣会士人数继葡萄牙人（136人）和意大利人（50人）之后屈居第3位（26人）。康熙时代，法国会士人数便跃居第二位（90人），仅居葡人之后。到雍正时代，由于仇教的负作用，法国又退居第3位而剩下7名会士了。在乾隆时代，法国居第2位（34名），仍居葡人之后。 由于葡萄牙人在中国澳门活动者居多，虽有“保教权”的庇护，却远不如法国人那样热衷于科学和文化事业，故法国会士在华势力始终最大，在欧洲的影响也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法国在华耶稣会士们将大量的中文典籍译成法文或拉丁文并寄回法国，在那里或刊行或以稿本流传与保存。如朱熹的《通鉴纲目》（冯秉正译，1777－1783才分12卷问世），《五经》和《四书》（韩国英、宋君荣、刘应、马若瑟、蒋友仁、钱德明等译）、兵法著作（孙吴司马穰苴兵法，钱德明译），音乐（李光地的《古乐经传》，钱德明译），戏剧（马若瑟译纪君祥《赵氏孤儿》），法医著作（翻译出版《洗冤录》）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最早被介绍到法国乃至整个欧洲。
    法国入华耶稣会士们在中国写了大量著作（在法国本土也写过不少）和书简。如祈尔歇（Kircher）的《图解中国》（1667 年出版拉丁文版，1670年出版法文版）。李明（Le Comte,1655－1728）于1696 年出版了其《中国现势新志》。18世纪出版的法国入华耶稣会士们的三部巨著成了中学西渐的基本著作，也是国外汉学的奠基著作，更是集16－18世纪西方中国知识之大成。因为归根结蒂，这些著作都是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故而以法国为首，整个欧洲的“中国热”不断加温。《耶稣会士书简集》于1702年由卢哥比安（Le Gobien）神父开始刊行， 后经杜赫德（Du Haldc）和巴图耶（Patouillot）主编，到1776年共出版34大卷。凯伯夫（de Oucrbeuf）于1780－1781 年间按书简寄出地而分地区刊行26卷。1819年，又经压缩而在里昂刊印14卷， 其中有6卷是中国书简。1829－1832年间，在法国图鲁兹和巴黎出版了40卷本，1838－1843年又出版了“先贤祠”版4大卷，其余的节选本不计其数。 《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于1735年在巴黎出版对开4大卷，1736年又于海牙出版袖珍本。《中国杂纂》（Mémoires Concerant les Cinois）于1776－1814年间共出版17卷，第17卷是于1814年由田嘉壁（Laplace）发现的。除此之外， 法国入华耶稣会士们合作或独自撰写的著作多得无法计算。尽管他们的著作在邮寄过程中不无损失。
    四、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由于具备了所必需的背景、人员和资料，所以中学西渐也就顺理成章了。在中学西渐的诸多领域中，本文拟择中国在法国哲学思想形成期间对那些哲学大师们的影响问题略做一番综述。
    培尔（Pierre Bayle,1647－1706）是法国18世纪的异端哲学家， 著名《历史批评辞典》的编写者、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他通过入华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2－1793 ）的著作而获得了有关中国儒释道三教的知识，特别是熟悉了中国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培尔是出于反对路易十四的偏执而开始关心中国的，由对基督教的成见而转向无神论。在欧陆爆发的中国“礼仪之争”事件又为他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的契机。他对于当时似乎被普遍接受的《圣经》中包括了全部人类历史的思想提出了质疑，认为信仰某一尊神并非是道德的标准，以中国人的宽容精神来抨击西方基督教社会的狭隘。他认为像中国人这样的非基督教道德并不比基督教徒逊色多少，中国儒教的无神论并不是少数哲学家们的特权专有，而是一种在中国占突出地位的哲学理论。培尔于其《有关彗星的不同思想》（1860年）中认为，中国的无神论远不会有碍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存在，而相反却造成了该国的繁荣昌盛。培尔的这种唯物主义思想受中国影响很大。
    法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 神学家和笛卡儿派学者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1638－1715 ）受入华耶稣会士中的“异端分子”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cquet,1665-1741）的影响，故而对中国又有另一种与众不同的看法。它虽于其《一名基督教哲学家与一名中国哲学家的对话录》（1708年）中对他杜撰的那名中国哲学家大肆嘲弄，但他的神学思想明显受中国神话的影响。他希望从中国人的思想中觅寻归化中国人的手段。马氏极力鼓吹人类的认识均来源于神，而不是出于对事物的直接观感。此人深受朱程理学中理气观的影响。力主将朱熹的“理”比定为基督教的上帝，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其神学观。他反复声称中国的玄学为一种无神论，与斯宾诺莎的唯物论或泛神论具有明显的共同之处。他的《对话录》实际上是借中国之名而攻击斯宾诺莎的。所以，中国思想已渗透到当时法国的笛卡儿派神学家和唯心主义学者中了。
    法国的独立思想家和怀疑论哲学的鼻祖拉摩特祹勒瓦耶（Fransois La Mothe Le Vayer,1588－1672）的《论异教徒们的道德》（1641年）是一篇具有历史批判论特征和怀疑论色彩相当浓厚的著作。他提出以一种全新的思想来拯救不信基督者，这当然是由于发现中国而造成的结果。他根据中国的例证而说明，在使徒们未曾到达过的异教徒中，同样也可以获得拯救。由于中国历史纪年要较《圣经》纪年古老得多，故而由此而使他产生了“亚当之前人类论”的思想。他与入华耶稣会士们一样认为，只有尊崇孔夫子，才能实现归化中国人的目的。拉摩特祹勒瓦耶特别受到了入华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 ）所介绍的孔子形象的影响。他认为中国佛教是“最高的哲学”，尤其是崇拜其中的“空”。此人开创了将孔夫子与苏格拉底进行比较，并认为孔夫子就是中国的苏格拉底之先河。他尤其赞扬孔夫子的道德与圣性。正是中国的这些因素才使拉摩特祹勒瓦耶成为一名不信教的独立思想家和作家。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是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 反对暴政的批判主义哲学家。他的“中国热”思潮主要有三大部分：中国的古老历史、儒教和风俗。伏尔泰终生以“亲华派学者”而著称（尽管他晚年更为关心印度），是18世纪法国“中国热”潮流的始作俑者，伏尔泰于其《风俗论》（1740－1756年）、《路易十四时代》（1732年）和《哲学辞典》（1764年）等传世名著中都有专门论述中国的内容。他幼年求学于耶稣会学院，又与不少入华耶稣会士们保持交往，故深受他们有关中国著述的影响。伏尔泰为写一部研究世界起源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才开始注意到其历史源流要远远超过《圣经》或越出《圣经》范畴之外的中国的古老历史；他为了反对当时欧洲的暴政和提倡“开明君主制”才研究儒教，特别是其中“仁”的观念，因此而获“欧洲的孔夫子”之雅号；他为了欧洲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反无耻之战”，才注重研究一种东方的异国文化并赞扬中国风俗，他的“中国热”思想完全是为自己的理论服务。换言之，他的整套哲学理论都明显带有中国影响的烙印，中国成了他的哲学体系形成中的一种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