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祹贝尔坦（Henri Bertin.1720－1792 ）曾先后在巴黎任警察总监、财务总稽核、国务部长和代理外长之职，是路易十五时代法国“中国热”的推动者之一，也是重农派学者们的挚友。他与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普瓦尔（Pierre Poivre.1719－1786）、财政大臣杜尔哥是法国启蒙时代关心中国的三大巨头。法国崇尚中国的蓬巴夫人成了他们的保护人。贝尔坦长期与入华耶稣会士们保持着通讯关系，希望将中国的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东西均引入法国。《中国杂纂》中的许多书简和著述就是由入华耶稣会士们就这些内容而寄给他们的，冯秉正神父的遗作，即12卷本的《中国通史》也是由他资助出版的，在为华人高类思和杨德望起草问题提纲时也得到了他的帮助。政界人物介入“中国热”风潮，更进一步促进了中学西渐的发展。
    阿尔让侯爵（Marquis 'd' Argens,1703－1771 ）是法国启蒙时代的自由思想家，曾与伏尔泰、培尔、孟德斯鸠这些参与当时“中国热”风潮的一代哲学名流们有交往。他仿孟德斯鸠的《波斯信札》之模式而写了一部《中国信札》（1739－1740年）。该信札中使用中国观点来揭露做为18世纪欧洲君主国之通病的政治与宗教的不宽容性，其中包括对斯宾诺莎的批判。《中国信札》形成了18世纪初叶的形而上学式的研究（培尔祹莱布尼茨和马勒伯朗士）与此后数十年那更注重政治学研究之间的过渡桥梁。阿尔让侯爵似乎被“中国化”了，他极力向欧洲推荐具有尧舜道德的中国君主之楷模，认为欧洲尚缺乏这样的君主。他正是在中国的影响之下，才批判了基督教的政治和哲学，使他具有了唯物主义史观之萌芽。他将中国的儒释道三教与法国诸教派进行了比较，批判了欧洲各国的有害教义，不公正的司法机构和行为有劣迹的君主，反犹太的基督教等坏的东西。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中国儒教的智慧，中国人的道德和中国哲学和唯物观点等好的方面。
    法国于18 世纪出版的《异教徒们的哲学史》一书的作者布里尼（Levresque de Burigny）为了探听中国的神学，也曾去请教过培尔和雷诺多（Rénaudot）并阅读入华耶稣会士们的著作。 他由此而得出了中国人无神论的结论。他于其书《论上帝的存在》一书第1 章中一方面声称“上帝的存在已几乎被所有哲学家们证实”，另一方面也指出“某些民族根本不知道上帝的存在”，甚至是像中国人那样“否认上帝的存在”。他力图证明了中国人信奉无神论，主要是为了证明他那“没有任何一种道德行为不由某些异教徒们实施”的论点。他认为人类的两项义务就是热爱上帝和自己的近邻。因此，伦理是独立于宗教而存在的。中国人注重社会联系与社会伦理准则，绝非是受宗教的启发，而似乎是人性本身所具有的。布里尼的这种唯物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均来自中国。
    综上所述，在16－18世纪中欧和特别是中法之间的首次文化撞击中，中国不但吸收了西学中的先进科学，而且也以自己的传统对欧洲施加了广泛影响。民族永远是平等的，科学永远是无国界的，文化永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