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丁兆庆：《法国人1750－1950 年间对中国的描述》， 巴黎1972年重版本。
    （17）弗德里克祹图布丁祹布耶尔（Frederique Touboul－Bouyeur）：再版李明神父的《中国现势新志》，该书初版于1696年，1990年再版。
    （18）金尼阁《Nicolos Trigault）：刊布利马窦的著作《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巴黎1978年版。
    （19）埃狄纳祹杜科尔内（Etienne Ducornet）：《利玛窦传》，巴黎1992年版。
    （20）克里斯蒂亚纳祹费莱蒙（Christiane Frémont ）：《莱布尼茨有关中国自然神学的论述》，巴黎1987年版。
    （21）荣振华（Joseph Dehergne）：《1552－1800 年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巴黎-罗马1973年版。
    （22）勒内祹西蒙（Renée Simon）：《宋君荣1722－1759年北京书简集》，日内瓦1970年版。
    （23）荣振华和莱斯利（D祹D Leslis）：《中国的犹太人》， 巴黎-罗马1980年初版，1984年再版。
    （24）沙百里（Jean Charbohier）：《中国基督教徒史》， 巴黎1992年版。
    （25）谢和耐（Jacques Gemet）：《中国和基督教》， 巴黎1980年初版，1991年再版。
    （26）微席叶夫妇（IsabeLLe et Jean-Louis Vissière）：《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选》，巴黎1971年版。
    （27）夏尔祹科莫（Charles Commeau ）：《中国清代的日常生活》，巴黎1971年版。
    （28）舒特（Josef Franz Schüete）：《利玛窦和其他入华耶稣会士们论中国的艺术和日常生活》，巴黎1982年版。
    （29）阿兰祹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巴黎1989年版。
    （30）沙莱瓦（A祹J祹Savaiva）：《平托险游记，16 世纪的中国和日本》，巴黎1968年版。
    （31）冉明轩（Michel Jan）：《西域、蒙古和西藏游记萃编》，巴黎1992年版。
    （32）尼奈特祹博特卢瓦（Ninette Boothroyd ）和弥里埃尔祹德特里（Muriel Detrie）：《中国游记萃编》，巴黎1992年版。
    本文的主要资料均引自这批著作，具体引证处就不再一一指出了。
    三、中学西渐的媒介
    16－18世纪，中学西渐以及中国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施加影响的媒介，固然有商贾、游客和使节，但最重要者则应首推入华传教士们，特别是入华耶稣会士们的活动与著述。自16世纪起，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殖民列强便纷纷东来，传教士也就应运而生了。在来华的基督教、天主教诸修会中，有方济各会、遣使会、多明我会、冉森派、奥古斯定会、巴黎外方传教会、新教诸会等。
    天主教的重要修会耶稣会于1534 年由西班牙人依纳爵祹罗耀拉（ St.lgace de Loyola，约1491－1556）创建于法京巴黎，1540年获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批准，1773年由教皇克莱芒十四世解散，历经200余载。 该修会于1814年又由教皇庇护（Pius）七世恢复。耶稣会士入华由该修会的教祖之一济各祹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1506-1552）于1552年死于中国门户广东上川岛开始，经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 ）开创新局面，到法国五位“国王数学家”耶稣会士于1687年入华掀起高潮，直至教皇解散耶稣会的教谕于1775年11月15日传到北京（入华耶稣会士们于此后仍从事宗教和学术活动）并由遣使会接管他们在华的设施和财产为止，亦历经200 余载。这些入华耶稣会士们不但活动时间长，人数众多（1552－1800年间共多达925 人），而且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他们大都善于以中西文著书立说，向其欧洲的长老、亲朋以及政界与学界名流们寄去了大量书简和著述，他们实际上是沿革至今的国外汉学的奠基人。耶稣会士们入华前就大都已经是颇有造诣的学才，来华后又遍布北京明清宫廷和全国各地，广交学界和政界人士，甚至与各地巡抚、总督及朝中大臣交往，有的还在朝中居官奉职（如钦天监正），荣任帝师，奉钦命完成重大外交使命（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出使欧洲），奉旨在全国各地从事科学考察（测绘地图、动植物普查）。他们与中国各阶层人士长期生活在一起，读华书，讲华语、着华服、行华礼、奉华俗，故而对中国有某种比较真实而又深刻的理解，与广大中国人民也有一定的感情，这与过去西方来华的那些来去匆匆的过客不可同日而语。当然，由于基督教内部的“门户之争”，诸修会间彼此攻击，由此而引起了震撼欧洲长达2个世纪的中国“礼仪之争”。 这场在中国根本不知道的情况下于欧洲爆发的大辩论的特征是，各方为论战的需要都在积极地研究中国，争相出版书刊，从而在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欧洲的“中国热”潮流和中学西渐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