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传统史学方法的批判与继承
    上述甚为发达的传统史学方法论，无疑是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优秀史学遗产。然而，重要的是如何更好的继承和发展它，这是史学界长期面临的一项任务，也是当前史学发展所迫切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一个时代的学者，总要对他所承受的历史遗产作一番区别抉择，作为自己创新的基础和凭借。任何理论要继续发展和创新，都不能原封不动全盘接受传统的东西， 而必须对作为“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分析批判，知所取舍扬弃。这是马克思主义继承历史遗产的一般原则和方法。综观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然不可能自觉地运用这个原则，但实际上，近代史学家对传统史学方法也是有选择地继承，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的。梁启超、胡适就批评了乾嘉学者专在琐碎地方补残钩沉，“于贯通功夫，尚有未逮”（49）的缺陷。所以他们在继承乾嘉学派那些有效的考据方法的同时，注意吸取西方近代科学的实证方法，致力于建立中国资产阶级的新考据学。胡适提出的科学实验室的程序，顾颉刚倡导的疑古考信原则，王国维创立的“二重证据法”，傅斯年主张的“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处理史料，都是对传统史考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资产阶级史学家对传统历史编纂方法也进行了改造更新。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之所以编纂成功，即在于把纪事本末体的特点糅合到外来的分章叙述的形式中，从而建立起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编纂方法。资产阶级史学家在批判以封建帝王为中心的“君史”的同时，认识到史例也应因时而变，式资来者。他们提出了对新的通史的各项研究，如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略例》和梁启超的《中国通史》目录。其他当时陆续出现的中国学术史、中国文化史著作，采用了专史研究的编纂体例，这既是资产阶级学术精细分的产物，也是清代学案体之类的学说专史的继续发展。
    传统历史评论学中“辩疑惑，释疑滞”的史论，在近代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国古代优秀史学家出的“通古今之变”的观点，从历史哲学的意义上说，就是求通明变的历史变易观。及至近代，资产阶级学者多本历史进化论，“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这固然是从西方学来的新史观，但也促进了中国传统历史变易观的演化和更新。历史变易观和历史进化论虽然性质不同，然推求其原理，两者也有相一致的地方。所以，传统的历史变易观才成为近代学者接受西方进化论的思想基础。并且传统历史变易观经过近代学者有选择地扬弃，其进步成分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
    资产阶级史学家尚且能在近代条件下，知所抉择去取地继承传统史学方法，并且力求融会中西贯通新旧，以创建自己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今天，我们无产阶级史学工作者应该有更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继承前人包括资产阶级这方面的史学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没有这种批判继承的态度，什么创新、发展，一概都谈不上。越能自觉地这样做，越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建设。就拿传统的历史考据学来说，我们首先要批判它为考据而考据，“博古不通今”的流弊，特别反对其贪奇嗜琐钻牛角尖的畸型发展取向，这种思维方法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无法对事物进行整体的、全貌的和发展的考察。如果今天还有人以此为幸事，发出“回到乾嘉去”的呼声，那是注定要被时代所抛弃的。至于传统考据方法的精华，早已被人们无数次地接受，并融入其史学研究的实践。近代的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受惠于从清人那里继承下来的考据方法，就是郭沫若、范文澜那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的学术成就也是在清人和近人的考据成果的基础上所取得的。因此，现在面临的不是考据学应否继续存在和使用的问题，而是如何运用新的手段和技术使它更为完善起来，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工作。虽然，传统考据学中有些手工操作方法具有很强的经验性、专业性，至今尚不能以另外的工具或技术来完全取代。但我们可以借用现代最新科学技术，尤其是电子计算机的数据处理和程序编制，对历史文献进行再加工，建立一个新的分类系统。史料不再是相对于其自身才存在，而是相对于它的前后系列才存在，从而便于验证这些资料数据的严密一致性，这是可取的最终会被人们广泛利用的现代化补充辅助手段。其次，要更新资料概念，进一步扩大历史文献的范围，而代之以多元史料作为实证的基础。在这方面，我们还有许多非经正式记载的历史证据和材料要系统地加以整理。
    传统历史编纂学中的体例之完备，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尽管如此，我们站在今天的高度，仍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是唯一正确的批判继承的方法。如封建社会的史例以纲常名教为准则，要必本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礼，以定其是非。“不本于礼，几无以操笔属辞”（50）。又如被封建史学家悉奉为成式的“春秋书法”，在发凡起例的同时，确有曲笔隐讳的恶例，在中国史学上造成了“真伪莫分，是非相乱”的消极影响。对此，我们必须认真批判和清理，剔除其封建糟粕。而传统史体的多样性、延续性，则是我们应该进一步继承和发扬的。“时移世异，体式不同”。任何一种新体裁的史书，都是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在当时是创造，后世可能为保守。如纪传体行之千有余年，无所更易，成了科举之程式，就走上反面。同样，近代以来盛行不衰的章节体史书，虽有其他史书体裁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如视为固定模式，千篇一律，也是不利于历史编纂学发展的。因此，如何对今天的史体加以改造创新，这也是我们当前值得探讨的问题。近年来，有的学者编写《太平天国史》、《中国通史》、《中华人民通史》，提出不同体裁的互相补充和综合，这种做法，正是改造旧史体，使之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可贵尝试。
    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和史学评论家在理论上给以正确的引导分不开的。我国历史上那些“决断去取，各自成家”的史学评论，“惟义之求”，阐明了治史的目的宗旨，提出了一整套探索史学发展规律的理论和方法。不可否认，无论封建史学推寻的“会通因仍之道”，还是资产阶级史学的“深识进化之理”都已经部分地接触了真理，但由于阶级和时代条件的限制，还不可能完全成为科学的指南。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才有可能对以往史学进行真正科学的批判总结，并且“神以知来”，指明未来史学的发展趋向。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更有必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作为思想武器，大力加强史学评论，以推进当前史学的发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