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日早，次江陵之建宁镇（注：“江陵之建宁镇”当为监利县治监利镇之误。龚江《〈入蜀记〉“次江陵之建宁镇”析》（载《历史地理》第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已证，可参。），盖沌口也。……凡行沌中七日，自是泛江入石首县界。……
    与陆游相反，范成大是顺流而下，在沌口行舟的时间较短，前后不过4日，因而《吴船录》对于百里荒的记载也较简略，但其笔下景观与《入蜀记》所见相差无几。
    《吴船录》卷下：
    丁丑，发石首，百七十里至鲁家洑。自此至鄂渚两途：一路遵大江，过岳阳及临湘、嘉鱼二县。岳阳通洞庭处，波浪连天，有风即不可行，故客舟多避之。一路自鲁家洑入沌。沌者，江傍支流，如海之，其广仅过运河，不畏风浪，两岸皆芦荻，时时有人家，但支港通诸小湖，故为盗区，客舟非结伴作气不可行。偶有鄂兵二百更戍，欲归过荆南，遂以舟载，使偕行。自鲁家洑避大江入沌，月明，行三十里宿。
    戊寅、己卯，皆早暮行沌中。
    庚辰，行过所谓百里荒者，皆湖泺茭芦，不复人迹，巨盗之所出没。月色如昼，将士甚武，彻夜鸣橹，弓驽上弦，击鼓钲以行，至晓不止。
    辛已晨，出大江。午至鄂渚，……
    根据上引资料，可将南宋人所谓“沌水”两岸，亦即汉阳西至监利东的狭长形地带的地理面貌作如下复原：1、“百里荒”距离沌口不远，首尾之间长度大约一日水程，即100里左右，此地属水乡沼泽，尚未得到开发。2、“百里荒”以西另有一段荒僻之地，“陂泽深阻，虎狼出没”，长度约半日航程，亦即50里左右。3、除上述两段地区外，沌中其他地段都有人户居往，有些聚落还“居民颇众”，或有寺庙、津渡和洁净如扫的河堤等，具有一定规模。4、不仅有居民，而且有集市，旅人所需鱼菜蔬果等皆可从乡间集市上获得。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乾道四年（1168年）荆湖北路安抚提刑转运司言：“自监利县鲁家洑入沌，内至汉阳军通济口，一去水路约七百余里。”（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九之二六至二七，乾道四年（1168年）五月二十日记事。）其中，“百里荒”的长度不过百里左右，将其与西边另一段荒僻合起来计算，长度最多也不超过150里，只占沌中行程总长度700余里的20%左右。由此可见，南宋前期的江汉平原腹心地带，尽管开发程度有限，但已经是人类活动比较普遍的地方，仅用“百里荒”不能概括整个平原腹地的情况，更不能代表整个江汉平原乃至两湖平原。
    值得注意的是，仅在陆游入蜀前6年，即乾道元年（1165年），南宋另一位著名的学者王十朋就走过与后来的陆游几乎完全相同的路线，是年七月，王十朋从饶州（治今江西波阳县）移知夔州（治今四川奉节县），沿长江西上赴任时，为避洞庭风波，他也与后来的陆游一样，自通济口入沌，再从鲁洑江口出沌。在入川的途中，他作诗数十首，对所闻所见作了细致的描摹，这些诗都收在他的《梅溪后集》中。不知什么原因，或许是因为这些诗篇不被看作系统的游记，所以很少受人重视。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诗篇与《入蜀记》、《吴船录》相对照，就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南宋时期长江沿岸地区的地理面貌及其变化。就沌水流域而言，王十朋所见就与陆、范二人有所不同，前者笔下的景致似乎更为荒凉。在《梅溪后集》卷11中有不少诗篇描述沌中景象，依次选录如下：
    《宿通济口》：“转矶忧浪急，入沌喜波平……”
    《舟中作》：“……竟日舟行无一家，无边眼界只芦花。”
    《九月十五夜》：“……岂知今年秋，扁舟葭苇傍。三日无人烟，雨细风悲凉。”
    《过八叠》（诗序）：“有小舟买虾，……”
    《宿纲步》（诗序）：“时已入夜，犹行舟，忽闻石声，知有人家，孤灯一点，盖渔舍也。”诗云：“……纲步知何处，……一犬吠江村。”
    《过毕家池》：“……黍熟稻香俱可饭，橙黄桔绿最宜诗。”
    《晚过沙滩》：“渔人生计占沙洲，一网鳊鱼二百头，鱼未到家人买尽，明朝一网更盈舟。”
    《宿紫微》（原注：“在监利界”）：“……高柳何人舍，孤灯此夜舟。”
    《宿王家村》：“扁舟何日到夔川，已泛荆湖半月船。……满眼黄茅仍白苇，荒芜疑是我田园。”
    《早至鲁家洑》：“入由通济口，出自鲁家洑，半月良已旁，大江离又复。”
    乾道三年（1167年）七月，王十朋自夔州移知湖州（今浙江湖州市），出川东下时“贪看洞庭好，不作沌中还。”（注：王十朋：《梅溪后事》（四库全书本）卷15，“塔子山”。）但对沌水两岸的荒凉似乎仍未能忘怀，在他回程途中的又一首《宿通济口》诗中，诗人写道：“沌水从兹入，中藏寂寞乡。”（注：《梅溪后集》卷15，“宿通济口”。《梅溪后集》卷11，“予自鄂渚登舟近两旬”。）
    对照上引陆、范、王3人的记载，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印象：1、自入沌到出沌，王十朋用了“半月”，而后来的陆游只用了7天，二人在沌中行进的时间分别为九月中旬与上旬，同一时期的水位条件相差不大；其间虽有风向的影响，如王十朋在八叠以东的高牙“遇风雨，留两日，既而得顺风，过八叠”，而陆游则未在沌中滞留过；但是，二人行进的速度仍然有较大的差距，据此似可推测，乾道元年时沌中航运的条件比乾道六年（1170年）时较为艰难。2、陆游与范成大时都有“百里荒”地名，王十朋却没有提到，这有可能是因为王氏不知此名，但更有可能的则是因为此时尚无此名。毕竟，王十朋在这一带行进达数日之久。3、陆游以一日半时间驶过“百里荒”，随后经过的下郡“有二十余家，皆业渔钓，芦藩茅屋，宛有幽致，鱼尤不论钱”；白臼“有庄居数家”，然后到达“皆有民居”的八叠。而王十朋“扁舟傍苇葭”的光景持续长达3天，所谓“三日无人烟，雨细风悲凉”；过八叠时才“有小舟买虾”。《入蜀记》中的“下郡”、“白臼”等地名在《梅溪后集》中都没有出现，这很可能是因为王十朋时这些地方仍是荒无人烟。换言之，陆游和范成大时的“百里荒”很可能在王十朋时不止百里，而是有数百里之广，这也很可能就是王时为什么没有“百里荒”之称的原因。4、纲步，在陆游时“有二十余家”，陆游称之为“沌中之最佳处也”；而在王十朋时只是“孤灯一点”，仅不过“一犬吠江村”，可见还没有陆游以后那样多的居民。在陆游时“茂竹高林，堤净如扫，鸡犬闲暇，凫鸭浮没”的东场，王十朋也没有提到，很可能是因为他那时还见不到此番景象。
    根据以上的对照，似乎可以说，从乾道元年到乾道六年，不过短短数年间沌水流域就有显著的发展，较多的人口定居于此，较多的地段得到开发，当地的地理面貌发生了变化。此种变化，应是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宋金签订“隆兴和约”、金兵停止南下后，南方经济得以较快恢复发展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同时，它是中唐以来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一个具体表现，对于改变长期以来南方从总体上落后于北方的传统经济格局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