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在唐代乡村社会中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它与官方的乡里组织互相补充、互相影响，是乡村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拟就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一）唐代民间结社存在与发展的条件
    中国古代社会，乡村一家一户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乡村小农经济的弱小与脆弱，决定了他们在赋敛、徭役、动荡、高利贷盘剥以及水旱凶灾面前往往是束手无策，为抗拒种种的天灾人祸，相互间的经济互助是较为流行的一种方式，这也就是中国民间一直盛行的缓急相济，有无相通；有往必来，有施必报的互助之风。王梵志诗云：“邻并须来往，借取共交通。急缓相凭仗，人生莫不从。”（注：《王梵志诗校辑》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蒙人惠一恩，终身酬不极。”（注：《王梵志诗校辑》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这就为社的存在、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根据。就唐代情况而言，也是如此，试述如下：
    第一，因受田不均及租赋的苛重、高利贷的盘剥等三重剥削，农民的经济力量极为薄弱，即使在平时也难维持正常生活，生活质量较低。
    参照韩国磐《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一瞥》可对唐代农民生活有一大致了解。天宝时，有一个主要劳动力的五口之家的农民，有田约三十五亩，按当时通常产量，每亩年收一石，则三十五石粮食将是一个普通农民全家一年的开支，这其中要包括全家人一年的最低口粮约二十七石，其余五石用于交纳租庸调，约一石四斗交纳户税、地税，所剩一石六斗则是全家一年的衣物用度，即使按最低要求，单衣每人年需一套，冬衣三年一套，不戴头巾，不穿鞋子，还入不敷出238文， 这里还没有算上炊具、农具等必需的费用。可见，只有在好年成的情况下，唯有省吃俭用，才不至冻馁而死。
    由上可知，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正常情况下，要维持一年的正常生活，是极其艰辛的。再假使家中发生重大事故，如遇上天灾或死掉耕牛，那就不堪设想。到唐朝中后期，苛捐杂税又多如牛毛，农民随时会受到额外的勒索、摊派，负担也就更加沉重，温饱都不能解决。王梵志这首诗就描述了农民在纳税之后的悲惨景象：“夫妇生五男，并有一双女。儿大须娶妻，女大须嫁处。户役差科来，牵挽我夫妇。妻即无褐裙，夫体无裈袴。父母俱八十，儿年五十五。当头忧妻儿，不勤养父母。浑家少粮食，寻常空饿肚。男女一处坐，恰似饿狼虎。粗饭众厨餐，美味当房去。努眼看尊亲，只觅乳食处。”（注：《王梵志诗校辑》卷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只好告贷富室之门，甘心忍受高利贷的重剥。唐时的利率一向很重，官方限制年率就达50%，乡村富饶之家，乘人急切，更是征重利，勒索农民。如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借米谷以维持生活，归还时却需要还钱，因农民手中无现钱，就必须贱价卖谷，但农村市场一定是操纵在少数地主、商人也就是债主之手，他们不免要上下物价。如果农民到时还不上借债，也就免不了剔屋卖田、卖妻鬻子，以致家道悉破，流散四方了。而乡村小民中，尤以婚丧为大事，以丧葬来说，唐流行厚葬，为此“生业以之皆空”，“人户贫破，抑此之由”。（注：《唐会要》卷三八《葬》长庆三年十二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奏。）除此之外，农民家中当然同样还有送往迎来、立庄修舍等，在衣食尚无着落的情况下，这些支出费用更无处可出了。所以，破产流亡的威胁经常使他们喘不过气来。
    为对付这种恶劣的生活环境，民间的互助性结社显示出其积极作用。从投社状中就可看到这一点，入社人一般都称自己“生居末代，长值贫门”，（注：以下未标明注释的敦煌文书皆引自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右厶乙，贫门贱品”等，以示其经济上不能自立，欲从社邑中获取经济资助，改善生活的动机。而社的活动也正体现到这一点，在当时厚葬之风盛行下，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根本无力承担这笔开销，而社邑正好把它吸收为自己的功能，在敦煌出土的社文书中，也多见这方面的资料。又如社司可帮助农民合力对付官府的赋税征收，“科税之艰，并须齐赴”等。总之，社作为一个民间的互助组织，确实为农民的生活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第二，唐朝中后期，战乱频起，社会从稳定转入动荡，残破家庭不断增多，也使社的作用在乡村中凸现出来。自安史之乱始，战乱迭起，动荡不安，它一方面不断加重着农民的负担，另一方面又直接摧残着本就十分弱小的农民家庭。如杜甫《兵车行》所咏：“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白头还戍边……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耕，禾生垅亩无东西。”又如《无家别》云：“寂寞天宝后，圆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孤妻。”
    根据敦煌遗书中的籍帐资料，也能看到在急剧变动的社会环境中的家庭的残化。如大历四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注：“悬泉”、“宜禾”皆为地名）。手实（注：政府对户口、土地占有情况的登录）中的王山子（注：“王三子”为人名）一家，原有夫妻二人，子女六人，共八口，到大历四年却全家灭绝，这很可能是战乱造成的，它从侧面反映出社会的动荡不安。同时，因其他家庭成员的早逝，幸存者也是过着孤独压抑的生活，有的由于双亲早逝，小孩得不到抚养，很早就夭折了。如宜禾里手实中的索游仙，早失双亲，手实云：“户主索游仙年九岁，小男。注云：‘乾元二年籍，后死。’”有的则过早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如都乡里手实中载：“户主徐庭芝载一十七岁，小男。注云：代姊承户。”老弱残疾者则由于子女早殇而得不到赡养，只好凄凉地度过风烛残年。如都乡里籍中的刘感德，年高84岁，却是鳏夫一人，只好孤独地聊度余生。家庭的残破化使这部分农民更为迫切地要寻求依托。民间私社在为农民家庭提供一定的经济保障的同时，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感情交流的场所，承担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功能，即感情功能，这对于残破家庭尤为重要。唐代，几乎所有的社条中都有这样的规定：“况一家之内，各各惣是弟兄，便合识大敬小，互相口重”，“大者同父母之情，长时供奉。少者一如赤子，必不改张”，在投社状中称自己“右清清不幸薄福，父母并亡”，“鸳鸯失伴，一只孤飞”等也反映了这一情况。以女人社为例，究其女人社成立的原因，很有可能会与家庭的残破有关。敦煌籍帐中有许多妇女“代夫承户”或“代翁承户”的记载，如大历四年宜禾里手实中的张可曾就代兄承户，手实云：“户主张可曾年二十四岁，中女。注云：代兄承户。”宋二娘则代婿承户，手实云：“户主宋二娘年七十二岁，寡。注：代婿承户。”及前引杜甫诗中“纵有健妇把锄耕”，这主要是由于家中壮年男子死于战乱，而长辈或病或老，无力管理家庭，所以只好让妇女出面。另外，还有一些家庭中无男子，如刚刚提到的张可曾，只有母女二人相依为命，还有都乡里籍中的令狐仙尚一户，仅姐妹二人。他们在经济上一般不能自立，在感情残破的家庭中，也往往得不到感情上的交流，因此他们通过结成女人社，既取得经济上的保障，也能获得“大者若姐，小者若妹”的感情。斯五二七号女人社社条这样规定：“夫邑仪者，父母生其身，朋友长其值，遇危则相扶，难则相救，与朋友交，言如信，结交朋友，世语相续。大者若姊，小者若妹，让语先登，立条件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