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社邑义聚对义仓的替代使社的凝聚力大大加强。
    水旱凶灾是在所难免的。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历代王朝大多奉行一种赈济政策，隋时即设立义仓，唐代加以延续，其用途《新唐书·食货志》载：“岁不登，则以赈民；或贷为种子，则至秋而偿。”唐太宗当时也一再声称：“既为百姓，先作储贮。官为举掌，以备凶年，非朕所须，横生赋敛。”（注：《通典》卷十二《食货·轻重》。）至武则天统治前期，义仓也确实起到过民间备荒自救的作用。
    玄宗开元年间，为解决边境及长安用粮，动用了义仓粮储，将义仓粟折变成糙米输京交纳，但此时还不是全部占用，还有部分用于赈贷。天宝年间，则将义仓粮和正租一样输入京，义仓税完全被政府占用，基本成为国家正式赋税的一部分。安史之乱后，义仓制度完全遭到破坏，只有个别的贤吏在地方上存抚赈救。
    至宪宗元和元年重建义仓，决定“应天下州府，每年所税地子数内，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仓及义仓”，（注：《册府元龟》卷五○二《邦计·常平》。）以在歉收之年粮价昂贵时，贱价贷给农民。但此时这种义仓完全成了官办的借贷机构，很少有无偿贷给的，失去了其救助灾荒的性质，而且义仓制从创立之日起，先须奏请中央，经调查批准后才可开赈，因此常常来不及救民于悬决，大大减少了救民的意义，所以义仓制从开始就名不副实，最后完全流于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社邑的义聚起到了义仓所无法起的作用。私社中所置义聚的用途之一就是在春季乏粮、秋季缺种时贷种子、粮食给社人，虽然也收取利息，但它能急社人之所需，并且社人最终归还的债务还是归入社司的义聚中，成为社人的公共财产，其中当然也有借贷者的一份。即使社人真无力偿还时，社司大概也不会象政府专管义仓的录事参军一样，“至当年秋熟时，专勾当据数追收。”（注：转引吴章铨《唐代农民问题研究》19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此外，在社人真遇有急难时，其他社人的临时捐助也足以度过难关。敦煌文书中的“纳赠历”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斯一八四五号祝定德阿婆身故纳赠历，用粟六石，饼一千枚，付色物四十五段。斯四四七二号背张友子新妇身故聚赠历，见付凶家饼八百四十枚，粟三石四斗，油三十合，柴三十三束。社邑能在短短时间内纳聚这么多财物，为社人们在遇到各种灾难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保证，特别是在朝廷经济政策不可依赖时，它对保障农民的生活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社与乡里的关系
    唐代乡村中的社尽管是民间组织，但它不可能超脱特定的社会条件。它虽然不是官方乡里组织体系中的一部分，但又与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简言之，一方面，乡里政权离不开社，另一方面，社也需要乡政权的支持，二者相辅相成。
    从经济上来说，社是作为经济互助组织出现，其活动也主要表现为经济职能。如前所述，它帮助社人解决婚丧大事，共同面对官府的税收，共同抵御天灾人祸，而社条也把经济互助作为一种社邑应尽的义务，由此以互助形式联络了同一地域乡村贫民的感情，养成乡里互助之风，从而给乡村社会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同时，社的这种经济互助活动也是对朝廷救济政策的一种补充，它安抚无力交纳国家税收而逃亡的小农，起到维护传统小农经济的作用。
    社司在进行经济互助的同时，还经营着一种宗法职能，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社约，使社的活动无时无刻不贯穿着忠孝、尊卑的封建礼法观念。以帮助社人营葬来说，这是社司中的大事，但其出发点却是以孝为先，强调一个“孝”字，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敬祖尽孝。它要求社人须识大敬小，互相尊敬，目的是为“家家不失于尊卑，坊巷礼传于孝宜”，它还要求社人在入社后必须遵守社的章程、宗旨等等。从这些内容来看，这无非是将所在社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凭借训导社内成员，使之相传。这虽属社内部的行动，但实际上却产生了外在的强化封建礼教的作用，在某些地方，社甚至直接为乡里政府所用，成为统治者在思想、经济、政治上控制农民的辅助手段。大谷2838号长安三年前后敦煌县牒称：“（前缺）乡，耕耘最少，此由社官村正不存务农。即欲加决，正属农非，各决二十。敦煌、平康、龙勒、慈惠四乡，兼及神沙，营功稍少符令节级科决，各量决十下。洪池乡州符虽无科责，检料过非有功，各决五下。”（下略）（注：《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唐耕耦、陆宏基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从文书内容看，社官负有乡里委派督促农桑之责，因他不存务农而与村正一起受到乡司处罚。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从社的活动来看，社也离不开乡里政权。社的有些活动单凭社自身的力量无法开展，它需要乡里政权或乡绅的支持才能顺利举行各种活动，才能顺利发展。在敦煌社文书中，常可以见到官僚、军将、地主等人的入社，而且他们在入社后地位往往很高，提任社长、社官等，全权负责社的活动，在行文放帖时，他们的名字也列于普通百姓之前。如文书斯三五四○号，十四人发心修窟一所，“众内请乡官李延会为录事，放帖行文，以为纲首；押牙阎愿成为虞侯，司监察之职。”这一方面是因为乡里政权离不开社，所以大力支持，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社司恐怕社内有事，众人意见不一时，请出官府的人可以调解纠纷，统一行动，并可趁此扩大自己本社的影响。再以敦煌的渠社为例，为协调近百条水渠上百姓的用水，必然要请官府出面解决，而且为完成渠河修治等工作，也要由当地的乡里政权予以指派分工，监督指导，以保证百姓的引水溉田，而这些只靠渠社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