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乡里政权与社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但二者总矛盾。社邑建立的初衷并非要与官方发生联系，社有自己的宗旨职能，但在封建君主专制下，社的存在应以对封建统治不构成威胁为前提，这就需要对社加以制约、规范，使之不伤王道，所以乡里政权尽力要把社纳入自己控制的轨道下，从不同形式上对其加以干预，如前面提到的不少官衙中人入社，他们必然会在其他社众在言语及行为上违背善风良俗时，采取行动，及时予以纠正与处罚，以使社向着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方向发展。从敦煌社文书中，也能看到社在许多方面受到当地官僚、地主乃至寺院的控制后，不得不承受各种变相的赋敛和力役，这其中又以寺院的剥削为最甚。一些以经济和生活互助活动为主的私社，在被寺院控制后，帮助寺院举行燃灯、供佛、营窟、造像、设斋等活动，一切费用、物资、劳力、土地均由社人负担，成为寺院经济与劳动力的重要来源。有的成为定期的苛敛，如社邑至少一年要帮寺院设三大斋，按常规每次每人出粟一斗，饼一双，三次就需粮三斗，饼三双，再加上一年中的六次小斋会，只此一项，就成为社人的最大负担之一。有的寺院在定例之外又进行临时性摊派，这不仅干扰了社的正常活动，而且加重了社人的负担，引起社人的不满，所以社司对此也加以抵制。敦煌文书斯五八二八号《社司不拟修理兰若佛堂牒》就是社司在社人的压力下，拒绝寺院的多余摊派。
    又如渠社，成立时具有民间组织的性质，后来官府为加强对敦煌水利的管理，负起了监督指导修治渠堰的工作，渠入必须自带工具、粮食，随时应官差遣，成为一种强制的力役。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社与乡里政权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为使社的活动不超出统治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在唐代乡村中，乡里政权从不同形式上对社加以干预，使其成为乡村统治的辅助工具。虽然他们之间也会发生冲突，但因二者彼此都需要对方的帮助支持，并且社的活动都是以封建礼教为指导，以赈济破产而脱离国家控制的小农为主要活动，不仅没有对统治阶级造成威胁，反而加强了封建政权，弥补了基层组织的不足，所以他们之间的矛盾能不断得以调和。
    （三）社的发展趋势
    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唐代民间私社在性质、组织形式、活动内容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等方面，都较前代发生了若干变化。
    第一，私社作为一种民间团体在组织上日趋成熟。
    根据敦煌出土社文书，同汉代及魏晋南北朝私社相比，唐代的社在组织上要紧密得多。首先，各社在立社之初都立下要求社人必须遵守的社条、章程，便于今后行动的统一，其中最重要的是社的首领渐趋一致，大致由社长、社官、录事三人组成，并且三官统领社内一切事务。这一方面显示出私社很浓的私人团体色彩，不象汉代的社受官府控制较严，另一方面也改变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社首领名目繁多、职责不清的情况。此外，社条还规定社众的义务，每一成员包括三官都必须履行，否则按条处罚，规定社人入、退社的手续及条件及对社人不合礼教的言行的处罚规定等，这些都反应出私社有着严密的组织。其次，社在组织上的成熟表现为社的稳定，这与社的活动有关。因大多数民间私社是以经济互助为主要活动，为保证社内成员能够轮流享受互助的待遇，必须保持社的稳定，否则，所谓互助就失去意义。社邑虽是自行结合的组织，入社是自愿的，但一经入社，则不许随便退社，否则要受到“各人决杖三棒”或“罚醴一筵”的惩罚。有的社则规定，“凡为立社，切要久居，本身若云亡，便须子孙承受，不得妄说辞理。格例合追口游，直至绝嗣无人，不得遣他枝眷。”所以唐代的民间社邑存在时间都较长。再次，社邑的人数也有所减少。因社人入、退社有复杂的手续，且要父母死亡，子女相承，直至绝户，所以人们在入社时就比较慎重。从敦煌文书社人名单看，每社人数一般在10-60人之间，百人以上已是少数，这就与南北朝时期各种因宗族、佛教信仰而结成的社人数众多形成鲜明对照。以当时最盛行的邑义和法社来说，这些结社大多是为造像、建塔等活动而临时组织起来的，一般只要缴纳一定的钱财，即可成为社的成员，所以参加者随意性很强，并且钱财一旦凑足，石像完工，组织也就自动解散，没有太多的规约。而且对这种出钱即可入社来说，参加的人越多，个人分摊的钱财越少，所以这类社往往欢迎更多的人参加，致使有的社达百人、数百人乃至千人。如此众多的人在短期内可结成一个团体，其组织是很松散的，而唐代民间私社在各方面都表现出了其组织上的成熟、完整。
    第二，社的活动内容转向以经济生活互助为主。
    在唐代众多的私社中，以从事营葬活动为主，兼及其他互助活动的结社，成为民间私社的主体，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结社占主导地位。从敦煌文书中也能看到社的主要活动是帮助社人营葬，并出现专门从事助葬活动的社邑，如兄弟社、亲情社、女人社等，改变了自汉以来以从事祭祀等宗教性活动为主的状况。并且，社的活动目的也发生了变化。唐代私社的活动更注重自身及他人的生活，从社条中“义济急难”，“用防凶变”等规定及对社人遇到意外灾害时的互助、修建庄宅的互助、男女完婚的互助、社人因远行去则相送、来则接风洗尘，及共同修理渠堰等内容来看，都反映出这一点。南北朝时的佛教结社，他们从事造像等活动的目的是为“七世父母”，更关注的是已故的人，并把希望更多的寄托于来世而不是自身，直至隋代才出现“每月设斋，吉凶相逮”（注：转引秦明智《隋开皇元年李阿昌造像碑》，《文物》1983年第7期。 ）的规定，指的是佛社人员在遇到急难时，其他人都要援助。唐代民间私社出现这种变化，一方面可能如社条中所说“君白（臣）道合，四海来宾。五谷丰登，坚牢之本。人民安泰，恩义大行”，当时社会较南北朝时安定，使人们对现实充满信心，所以更为活着的人着想；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的恶劣环境也更促使人们为自身的生存而合力斗争。
    第三，唐代民间私社的结义性质较前代更为明显。
    汉代多是里社合一，私社不是太普遍，社的成员往往即里中居民，不存在结义、结盟的性质。至南北朝，私社大发展，在从事造像等活动的社邑的《造像记》中已有“义存香火”，“共相要约”之辞，一定程度上带有了结义性质。唐代的民间私社更是义以成之，信以成之，结社即为结义，从社条中的某些话也可以看出，如“右上件村邻等众，就翟英玉家结义相和”，“夫邑义者，父母生其身，朋友长其值。危则相扶，难则相救。与朋友交，言如信。结交朋友，世语相续。大者如兄，少者若弟，让议（义）先灯（登）。”以及“应有所勒条格，同心一齐禀奉”，“立条与件，山何（河）罚（为）誓，中不相违”等，都说明唐代的私社结义性质很浓，一般要靠信义维持。但由于社是一种经济性的互助组织，牵涉到经济利益，而参加的人又较多，鱼龙混杂，有些社人就因经济拮据或其他原因，拖欠占用社内财物。如伯三六三六号文书，社人吴怀实委托兄王七承当社事凭据，因吴怀实将社内所有供社人使用的亡赠私自动用，所以众社商量将吴怀实地内所有的所得物充为赠罚，如若不够，则将其田地租典。如果吴怀实“身东西不来，不管诸人，只管口承人王七身上。”由此看来，只靠信义维持是不行的，并且长此以往，社内成员之间难免会产生嫌隙，为以后社内的纷争埋下伏笔。这是社的一个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