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史学界同仁的努力下，1998年的明史研究健康持续地向前发展，有开拓性的、高质量的论著层出不穷。学者们积极思考，大胆探索，认真论证，许多问题的讨论更趋深入，不同的学术观占畅所欲言，明史研究领域繁荣兴旺。
    本年度所能见到的专著有栾成显的《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范金民的《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王兴亚的《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李自成结局研究课题组的《李自成结局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俞大猷研究》编委会编辑的《俞大猷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张明富的《明清商人文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据大致统计，明清史综合研究论文80多篇，明史论文在120篇左右，下面分类做一介绍。
    一、政治、军事史研究
    对明代中枢政体的研究，包括宦官与内阁的关系、阁权对皇权的影响等，在明代政治史中颇受关注。刘晓东的《监阁共理与相权游移》（《东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认为司礼监与内阁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并承担起决断国是的政治职能，不是一种简单的“双轨制”。皇权的相对倾斜，造成了相权在司礼监和内阁间游移，一方面确保了皇权的稳固与政治的稳定，另一方面也成为“宦祸”与“党争”的内在原因。白品海、鹿谞慧在《论明代监察制度对皇权与相权的制约》（《文史哲》第2期）一文中，认为明朝的监官有特殊的权力，不但监督百官，而且制约皇权。
    以往论及明代政治体制，往往强调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高度发展，而忽视地方行政的实际效能及演变。柏桦的《明代州县官的施政及障碍》（《东北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州县官的施政障碍主要来自日益强化的君权、朝廷法令、上级官僚及势力强大的乡绅士大夫。多方牵制，使其处于“两难”的境地，但个人气质、性格又使他们的施政各具特征。这种对地方官吏进行综合性研究的文章尚不多见。
    以往考察中国为什么没有在明清两朝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多从经济方面探讨，李宝臣提出了社会和政治制度性文化的障碍因素。他在《文化冲撞中的制度惯性--论明清早期现代化的障碍因素》（《北京社会科学》第4期）一文中，指出在世界现代化早期的历史阶段内，明清两朝这种因素至少有四个方面值得重视。
    清人首论明“不亡于崇祯”而“实亡于神宗”，李治亭提出不同意见。在《明亡于神宗辨》（《史学集刊》第2期）一文中，他认为神宗之后，又历（泰昌）天启、崇祯二朝，尚有24年补救机会，但未能尽除万历乱政，反而再添弊端，故明之亡，天启、崇祯难逃其咎。彭大成对明清灭亡的原因做了对比研究，写了《明清两朝灭亡原因的对比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一文，认为明亡是呈直线形走向毁灭；清亡则是波浪式地走向毁灭。主要因为明末缺少稳定的中枢神经，清末则有；明末宦官专权，清末则能消除之；明末“党争”激烈，摧毁了统治基础，清末湘军则扩大了统治基础，所以清朝既未亡于农民起义，也未亡于外敌入侵。
    明代党争一直是学术界研究较多的课题，蓝东兴《明中后期朋党特点及形成原因》（《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从明代变化着的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考察了明中后期朋党诸特征。王培华《明中期以来江南学者的“是非”之论》（《苏州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认为江南学者“是非”之论的根源是苏松赋重和社会变迁引起他们对这些大是大非问题进行议论、批评，西北水利的失败和东林党人遭镇压，使他们认识到是非标准问题的重要性。是非之论的实质是要求江南富户对国家大事的决定权。
    关于明代选官制度，孙力楠写了《论明代翰林院》（《东北师大学报》第6期），对明代翰林选官制度以及它与内阁之间的关系做了探讨。邹长清《明代庶吉士制度探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一文，指出这一制度在选官制度史和教育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明代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从政治史的角度看，国子生的历事教育可称之为职前培训。詹家豪《明代国子监生历事制度述论》（《史学集刊》第1期）一文，分析了这套制度的演变过程以及它的价值，认为它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富有创造性的教育制度，作为一种教育思想，辐射和潜化于后来的教育之中。
    林延清《论明朝嘉靖中后期的改革活动》（《历史教学》第11期）一文，认为嘉靖中后期的社会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为万历时期的张居正改革准备了条件。
    卿文峰、李文发《明初低俸与重典惩贪及其历史启迪》（《湘潭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认为明初的官吏低俸和惩贪方略，有所得、更有所失。开展廉政建设，必须注意到，一是先丰其禄再责以廉乃为廉政之基础与前提，二是多举并施乃是搞好廉政之保障。
    明代军事史的研究一向偏弱，许多课题尚待耕耘，目前这种状况已有所改变。近几年，范中义连续发表了几篇有关明代军事史的文章，颇见功力。他在《论明朝军制的演变》（《中国史研究》第2期）中，对明代正规军的兵役制度、组织编制、领导体制和军饷供应等方面的变化作了初步探讨。对世兵制向募兵制和征兵制过渡、卫所制向营哨制演变、五军都督府权力削弱和兵部权力加重以及军饷制度的嬗变，都作了较为细致的论述。赵毅、胡凡《论明代洪武时期的北部边防建设》（《东北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论述了明初北部边防的建设以及对历史的深远影响。肖立军《明代边兵与外卫兵制初探》（《天津师大学报》第2期）一文，从军事学的角度探讨了明朝边兵与外卫兵制，认为明中期以后的镇戍兵制，逐渐在边兵与外卫中居主导地位，镇戍制属临战体制，虽以守为攻，趋于保守，但对支撑大明江山起了一定作用，对清代营兵制也有很大影响。
    本年度出版的论文集《俞大猷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汇集了多位专家、研究者的文章，其中关于俞大猷军事思想、军事业绩的文章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就丰富了明代军事史的研究。研究俞大猷，有两个问题不能回避，一是如何评价抗倭战争的性质，一是对俞大猷功业的评估问题。林金树的《抗倭战争的性质与俞大猷的人物形象》、胡绳武的《俞大猷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历史功绩》、刘志琴的《谈俞大猷抗倭战争的性质》、娄曾泉的《抗倭民族英雄俞大猷》等文章，对嘉靖时期的御倭战争的正义性是持一致看法的。尽管俞大猷战功卓著，但他的名字和业绩并不为多少国人所了解，林金树认为，既有古人的责任，也有今人的过失。范中义的《俞大猷军事思想述论》认为他为发展我国古代军事学说作出了贡献。刘以健、郑金顺的《俞大猷〈兵法发微〉初探》，认为《兵法发微》阐述了军事行动中一系列辨证协同关系问题。张吉昌、蔡长溪的《论俞大猷抗倭的策略思想》等文章论述了俞大猷抗倭的战略思想和战争过程。林陇海的《俞大猷与北方防务》等文章，探讨了他北方防务思想与军事建树。周焜民、傅金星的《中国著名的武术专著--〈剑经〉》，蔡金星的《俞大猷与少林武术的渊源关系》论述了他对中华武术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