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史研究
    经济史的研究在选题上不断开拓，有些学者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改变，或通过比较分析，或采用相关学科渗透的综合研究方法，把问题引向深入，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为数不少。
    本年度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显著成果，是栾成显的《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一书的问世，该书在明代黄册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作者纠正了梁方仲先生的错误，澄清了里甲编制与图保编制分属不同系统的区别，证实了黄册人口登载包括妇女的说法，论证甲首本是一种职役，不当作一甲“首领”来理解，通过对明清大户经济形态的分析，透视出庶民地主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尤其重要的是作者在揭示黄册制度的本质上，特别强调了黄册制度不仅是赋役之法，而且是户籍制度。
    对明代商品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发展较快，不仅论著多，而且涉及的领域较宽。例如对典当业、农村集市、庙会、会馆的研究，对市场网络系统以及市场法的研究，对高利贷资本运营的研究等等。
    范金民所著《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全方位地论述了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对江南经济的研究，论著不少，但象这样系统地研究商业问题的专著，尚不多见。另外，在论述江南对国外的商品流通问题上，有的学者曾有涉及，但似乎力度不够。作者则着重考察了江南对日本、马尼拉--西属美洲、欧洲各国的商品流通与输出。王兴亚所著《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书，对明清河南集市、庙会和会馆的建立、发展、分布、类别、组织管理以及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作了考述。
    关于明代商人户籍问题，学术界意见尚未统一。许敏《明代商人户籍问题初探》（《中国史研究》第3期）一文，认为明初商人无专籍，后为加强管理控制，政府建立了占行户籍制度。万历十三年后，设定“商籍”，意义在于其子弟可在营业地获得学额和科考资格。商籍的真正确立是在清朝，但明朝是一重要过渡时期。
    对于江南地区市场等级体系问题，学术界向有不同看法。王卫平《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场体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一文，认为苏州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杭州、南京属地域中心城市，以下为地方城市的市场、市镇市场、中间市镇、标准市镇。许檀《明清时期江西的商业城镇》（《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指出明清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大庾岭商道在数百年间成为南北贸易的重要干线，这条商路沿线形成了一批繁荣的商业城镇，作者考察了九江等起过重要作用的七个城镇。
    对于明代耕地数额的探讨与争论已持续了多年。明初全国田土数，一直是史学界关心的问题，自从1986年顾诚的《明前期耕地数新探》和1987年张德信、林金树的《明初军屯数额的历史考察》发表之后，争论一直存在。1996年曹树基发表了《对明代初年田土数的新认识》，本年度，秦新林发表了《也论明初耕地数和卫所制度--与张德信、林金树二同志商榷》（《晋阳学刊》第2期），田培栋发表了《明初耕地数额考察》（《历史研究》第5期），学者们各抒己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讨论不断深入，推动了研究工作。
    对明代典当业的研究，过去几乎是个空白，对高利贷资本运营问题，学术界也较少探讨。近年来，随着对商品经济研究的深入，此类文章逐渐增多。王海燕的《明代典当业初探》（《东北师大学报》第1期）以及王海燕、赵东昌的《明代典当业述论》（《史学集刊》第2期）论述了典当业内部的经营组织、当物种类、明代典当业的特点和国家对典当业的政策。
    在研究明代商品经济的同时，有的同志还注意到了市场法。杨松的《论明清时期市场法的特点与功能》（《社会科学辑刊》第2期）一文，认为明清时期，市场法律有了新的变化和内容，已成为独立的经济法分支。在功能方面，它延缓了封建生产关系的解体。
    在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方面，侯建新、赵文君《中西封建晚期的农村雇工比较研究》（《史学月刊》第5期）一文，认为雇工在中西农村社会生产者中所占的比重不同，社会身份、生活状况不同，因而反映了中西农村现代化历史进程不同的发展水平。刘永成《明清时期农民个体经济的成长与两极分化》（《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周年论文集》）一文，认为明清时期全国十余个省区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扩大，是在农村专业户两极分化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社会分工和商业性农业的迅速发展，是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历史前提。
    区域经济研究的文章有陈学文的《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的演化及其意义》（《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周年论文集》）、史继忠的《明清时期贵州地主所有制的发展》（《贵州文史丛刊》第5期）、张祥光的《明清贵州人口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张民服的《明前期中原经济发展探析》（《郑州大学学报》第2期）、吕卓民的《明代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的水利建设》（《中国农史》第2期）、叶显恩、林燊禄的《明清珠江三角洲沙田开发与宗族制》（《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赵全鹏、杨杭军的《明清时期芦洲的开垦与芦政》（《中国农史》第4期）
    对海洋经济的研究，陈东有《论明清海洋经济中权力与金钱的交易》（《南昌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认为权钱交易的祸害，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海洋经济的顺利发展，这是中国在300多年中由强变衰的主要原因之一。唐群《略论明代中后期私人海洋贸易活动的特点》（《河南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认为明代中后期已形成私人海洋贸易集团，而且确实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关于人口研究，栾成显写了《明代黄册人口登载事项考略》（《历史研究》第2期），论证了黄册所载人口数字包括妇女在内，并指出其原因。王双怀在《论明代华南的载籍户口》（《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中，对明代华南载籍户口的来源、特点及其价值作了分析。
    另外李绍强的《论明清时期的铁业政策》（《文史哲》第4期）、周翔鹤、米红的《明清时期中国的气候和粮食生产》（《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徐永志的《明清政府与天津社会经济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等文章都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