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文化史研究
    明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色彩纷呈，所涉及的有移民及人口流动问题、区域社会的变迁、生态平衡问题、农村社会实态研究、老年问题、社仓问题、大众社会生活研究、徽州社会研究、商人文化素质研究、社会丕变及文人反应以及明清小说，戏曲、文学研究等。
    董倩《明代永乐年间移民政策述论》（《青海社会科学》第6期）一文，分析了永乐年间移民政策背景与目的，说明其种类、规模和路线，探讨了成效及影响。朱端强《〈明初移民山东的云南地望考〉商榷》（《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认为明初以来，滇人确以从军、充军或抗倭三种方式移入胶东。张建民《明代秦巴山区的封禁与流民集聚》（《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一文，指出明初的秦巴山区并非处于“人口与耕地的空白状态”，直至万历，流民集聚及政府的处置持续不断。王一军《明代外来流民对郧阳的开发》（《江汉论坛》第5期）一文，对流民产生的社会原因、农民起义及官府镇压以及郧阳山区的开发做了探讨。昌庆钟、刘义程写了《明代江西人口外移原因探析》（《江西社会科学》第1期），认为江西人口大量外移主要是因为人口压力日趋严重造成的。
    近年来，史学界对流人史、流人文化的研究发展很快，但明代的流人史研究却极为落后。黄松筠《论明代辽东流人文化》（《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一文，认为明代辽东的流人文化是独具特色的区域性文化，有独特的特点与内涵，促进了经济、文化发展，为民族融合、边疆的巩固作出了巨大贡献。
    徽州社会研究方面，周绍泉通过真实具体的徽州契约文书、诉讼案卷，对明末清初以里甲为中心的农村地方行政运作进行了实态研究，写了《徽州文书所见明末清初的粮长、里长和老人》（《中国史研究》第1期）一文，并指出无视徽州地方农村这种实态，认为粮长、里长和老人及里甲编审在嘉靖间或稍后就不复存在了，恐失之偏颇。赵华富写了《徽州宗族祠堂三论》（《安徽大学学报》第4期），对祠堂的朝向、供奉的神主以及女祠的修建都作了分析论证。叶显恩《儒家传统文化与徽州商人》（《安徽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朱、王两派儒学的影响导致儒贾结合、官商互济，这是徽人发展商业的要诀。类似的文章还有王廷元的《论徽州商人的义利观》（《安徽师大学报》第4期）。对徽商研究的文章还有李琳琦的《从谱牒和商业书看明清徽州的商业教育》（《中国文化研究》秋卷）陈建勤的《明清时期徽商与扬州园林》（《江海学刊》第6期）和陈智超的《新发掘出的徽州文书--方元素信件介绍》（《安徽师大学报》第4期）。
    有关宗族社会的研究文章有洪璞的《试述明清以来宗族的社会救助功能》（《安徽史学》第4期），指出宗族通过义庄这一经济实体的运作，发挥着社会救助的功能。曾少聪写了《明清海洋移民的两类宗族组织发展比较》（《厦门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台湾和菲律宾宗族组织的不同，反映了明清海洋移民在国内和国外宗族发展的不同趋势。
    在社会救济研究方面，段自成《明中后期社仓探析》（《中国史研究》第2期）一文，对社仓的推行情况、谷本来源、散敛制度、管理方式及作用作了探讨。吴滔写了《明清时期苏松地区的乡村救济事业》（《中国农史》第4期）。
    林金树的《明朝老年政策述论》（《中国史研究》第2期），对明朝老年政策的基本内容、发展变化，及其主要特点进行了论述。
    近年来，有的学者开始从生态学的角度考察明代社会变迁。杨昶的《明朝政令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中国的生态环境在明代所发生的严重恶化现象，是与朱明政权的人口政策、屯垦移民政策和扩大地主阶级经济特权的大政方针密切相关的，这种巨大而久远的危害，阻碍了社会文明的进步。王建革《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中国农史》第1期）一文，探讨了华北平原农业系统内部的生态关系变化，通过明代马政的变迁揭示出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动乱、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对古代大众社会生活做具体的考察是一项困难的工作，许敏写了《明清饮食店铺与大众社会生活--着重对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考察》（《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认为明中叶以后，商业经营带动了市民消费的变化，与市民生活相关的饮食店铺也呈现了新的时代特征，在人们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在文化史研究方面，本年度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张明富所著《明清商人文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作者从文化学的角度对明清商人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认为明清商人文化就是明清商人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及其对象化的过程与结果，对商人文化组成各要素及结构的研究，揭示其特质，有助于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更进一步认识。该书是作者多年致力于明清商人文化研究的总结，具有开拓性贡献。这方面的论文还有赵毅、张明富的《传统文化与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东北师大学报》第1期），吴海燕的《明清商人文化素质提高对经商活动的影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传统文化是商人经营之道的思想来源。
    对明清时期因社会转型而在文化、思想领域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这一历史现象的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的热门，本年度这方面的文章不在少数。孟彭兴《16、17世纪江南社会之丕变及文人反应》（《史林》第2期）一文，认为江南经济的巨变，使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正在朽坏腐烂，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引发了社会意识的嬗变，而农民起义没有挺进江南，则与该地区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丕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李承贵《明清之际中国传统道德之走向》（《学术月刊》第10期）一文，认为在商业浪潮的蔓延和基督教伦理的冲击下，传统道德的体系结构进一步松软、弱化。高建立《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与社会风习的转变》（《学术月刊》第2期）一文，认为晚明理学渐渐为士人们攻讦和唾弃，从而泛起了一股人文主义思潮。谢景芳《理论的崩溃与理想的幻灭-明代中后期的仕风与士风》（《学习与探索》第1期）一文，认为明末的空谈之风，再一次显示了中国社会进入历史上又一次不正常时期，这是明朝社会整体功能失调的表现。步近智、张安奇《明代的学术演变--由理学思潮向实学思潮的转变》（《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认为实学思潮是儒学发展的又一新阶段，为走向近代的“新学”思潮准备了思想条件。陈祖武《蕺山南学与夏峰北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5期），论述了两派间的两世交流及其作用，从一个侧面窥见明清间学术演进的脉络。作者认为明末清初的学术交流实可谓互为影响，相得益彰。另外李霞《阳明后学的以儒合佛道论》（《江淮论坛》第3期）、蒋国保《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思辨逻辑》（《江淮论坛》第3期），都有独到之处。张新民写了《王阳明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发展脉络》（《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马学强写了《明清时期上海地区学风的嬗变》）《史林》第2期），都值得一读。吴晓萍、周晓光《论新安理学家赵汸的〈春秋〉学说》（《安徽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考察了解赵汸及其学术思想，对深入研究“新安理学”以及《春秋》学史，都具重要意义。
    骆祖英《明代数学及其评价》（《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期）一文，对明代数学“沉寂”、“倒退”之说提出商榷，认为明代数学有其特殊性和鲜明的社会性与应用性。刘次沅、庄威凤《明代日食记录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期）一文，对明代700条日食记录的各种特性进行了分析讨论，指出大量的地方性实测记录是从明后期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