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族、中外关系史研究
    本年度对明代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研究颇有进展。彭建英《明朝治藏方略的内容及特点》（《西北史地》第3期）一文，认为与元朝治藏政策相比，明王朝在政策上作了一定的调整。通过各种经济手段，建立起西藏地方与中原王朝之间普遍而广泛的经济联系，实现了有效的治理。王冰《明朝初期汉藏茶马互市的几个问题》（《西北史地》第3期）一文，对茶马互市的背景、形式以及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一政策清楚地表明明朝中央政府对藏区行使了完全主权。
    民族贸易是民族关系研究中的热点，余同元继续对明代马市市场进行考证，写了《明代马市市场考》（《民族研究》第1期），认为长城地带具备市规市法和市易功能的明代马市市场近70个，其中可详考的50余个，使长城文化带发展成为“交换型”文化带。姚继荣《明代辽东马市述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辽东马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该地区民族关系的状况，以及明朝民族政策的当否。杜常顺《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的民族贸易市场》（《民族研究》第3期）一文，归纳了黄河上游地区民族贸易市场的四种类型，但指出以农牧产品交易为主的贸易繁荣，并不意味着经济学意义上的质的变化。
    以往学术界对明初居住在内地的蒙古人研究得不够，刘冠森《明朝初期中国内地蒙古人的住地和姓名》（《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对此做了探讨。杜常顺则写了《史籍所见明清时期西北地区的“土人”与“土达”》（《青海社会科学》第2期），论证了“土达”即“土人”，溯源“土人”和“土达”之先世，阐述了其流变，文章论证有力，分析深入。
    对明清边疆民族地区农业土地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难度，论著较为少见。张雪慧《明清边疆民族地区农业土地问题初探》（《中国史研究》第4期）一文，对这个问题做了探讨，认为明清边疆地区经济类型多样，有相当的进步与变化，这与两朝的治理、经营和开发有关。生产力的提高首先表现在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的开发，内地人口流移边疆，改变了民族分布的格局，这些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明代后期女真社会的研究，一直为学界所关注。本年度有栾凡的《明代后期女真社会的民族结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女真社会是由女真族、蒙古族、汉族、朝鲜族四个民族构成的民族共同体，三种文化给其社会带来巨变，形成多元的经济结构和具有蒙汉特色的军事组织。
    对澳门问题的研究，本年度万明写了《明朝对澳门政策的确定》（《中外关系史论丛》第6辑），认为明朝对澳政策经嘉、隆、万三朝而最终确定，直至明末，没有根本改变，甚至清前期也一直沿袭。这一政策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治理了澳门，开展了贸易，引进了外来文化，还抵御了侵扰，为澳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陈尚胜的《澳门模式与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中国史研究》第1期）一文，则认为澳门模式体现了对外国人的怀柔精神，然而该模式非但未能消除西方势力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反而引起西方其它国家的嫉妒和垂涎，使中西关系更加复杂。“怀柔”手段和闭关政策并不能遏制西方国家的对华扩张。关于早期中澳关系的文章还有郑继江的《澳门沦为葡萄牙居留地始末》（《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
    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另一热点是中朝关系。何孝荣《明代的中朝文化交流》（《文史知识》第3期）一文，论述了中国各项制度在朝鲜的移植和模仿以及宗教、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他的另一篇文章《明代的中朝科学技术交流》（《文史杂志》第1期），则主要表明中国的自然科学在朝鲜的传播。
    明初是否有效地实行了海禁，学术界的看法不一。李金明《明初海禁与东南亚贸易的发展》（《南洋问题研究》第2期）一文，认为明初海外贸易不仅没有停止过，而且与东南亚的贸易反而有所发展。邹萍《朱纨与明代海禁政策》（《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则介绍了明代海禁政策的具体措施，历述朱纨执行海禁政策的过程。
    郑和研究是明代中外关系史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何萍《从郑和下西洋看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贵州文史丛刊》第4期）一文，认为郑和远航是中国封建经济高度发达的表现，但并不以殖民、扩张为目的。肖季文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贡献新析》（《历史教学》第6期）一文中，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给人以一定的启发。吴之邨《郑和“三保”名号考》（《安徽史学》第4期）一文，对郑和的先祖的种族、郑和的家世以及“三宝”名号的由来做了深入的研究。
    华侨史近年逐渐受到重视，黄启臣《明末在菲律宾的华人经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1期）一文，论述了1565～1644年华人在菲律宾开拓和扩展商业、手工业、运输业、农渔业和自由职业的情况，指出菲律宾发展成为东方明珠，华人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