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立东丹国，“一用汉法”
    天显元年（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亲率大军东征，一举灭亡渤海，这是辽太祖为准备参与中原逐鹿战略的步骤之一，目的在于去掉辽军南下中原的后顾之忧。灭亡渤海的战争很快就结束了，这主要是由于渤海王室的腐朽和衰弱，完全丧失了抵御辽军猛烈攻势的能力。但是，在战争结束后，辽朝统治者却面临着对渤海故地如何进行统治的尖锐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契丹族与渤海之间巨大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上。如果从唐朝圣历元年（698年）大祚荣自立为震国王算起，迄926年灭亡止，渤海国已经有229年的历史。由于长期以来与唐朝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在王国的统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唐朝的深刻影响，经济文化相当繁荣，典章文物也蔚为可观，已经是一个充分发展的封建政权，被誉之为“海东盛国”。以上这些都是契丹族的社会发展水平所远远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就以辽太祖为首的辽朝统治集团的统治实践和经验来说，对渤海故地实行直接统治是十分困难的。而且从渤海灭亡后的相当时期内的政治形势来看，渤海王室、官民因国破家亡对辽朝怀有强烈的仇恨，先后多次掀起武装反抗。尽管这些反抗都被镇压下去，但是也足以提醒辽太祖在解决好渤海故地的统治模式问题上不敢掉以轻心。
    由于文献记载缺略，我们虽然已经无法了解到辽太祖及其随驾的文武大臣们就这一问题是怎样讨论的，而最终结果却不能不说是一种最佳的选择。这就是在渤海故地建立东丹国，改忽汗城为天福城，立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王，“仍赐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称制，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汉法。”（注：《辽史·宗室传》。）东丹国实际上成了辽朝统治下的国中之国，在军政要事听命于辽朝中央的同时，在内政外交等许多方面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完全不同于辽朝对诸部族、诸属国的统治方式（注：参见拙文：《辽朝对东丹国统治政策及其评价》，载《昭乌蒙族师专学报》1987年第2期。）。
    上述所谓“一用汉法”的“汉法”，显然不是指中原政权的制度或办法，而是指渤海国学习唐朝统治制度，结合自身社会情况而形成的统治模式，其主要部分被东丹国继承下来。例如：东丹国继承调整了原渤海国的统治机构，留用大批官员。原渤海国的最高统治机构有宣诏省，置左相；中台省；置右相；政堂省，置大内相。而大内相位在左、右相之上。东丹国设置的“四相”为左大、右大、左次、右次四相，显然是对原来的三省进行省并的结果。其中的右大、左次二相是由留用的渤海官员担任的，然而他们却处于无权的地位；而耶律羽之虽然仅为右次相，处于四相之末，却在东丹国建立不久，当左大相迭剌去世后独掌大权。从《辽史》中赞誉他“蒞事勤恪，威信并行”来看，东丹国上层机构中的渤海官员的陪衬地位可见一斑。
    东丹国向辽朝中央“岁贡布十五万端，马千区”（注：《辽史·宗室传》。）。这与辽朝统治下的诸部族、诸属国向辽朝贡奉一定数量马匹等牲畜和其他方物的制度是一致的。渤海有发达的纺织业，所以把布列为向辽朝的贡品之一。
    把皇太子耶律倍确立为东丹国王这一决定的本身，也可以反映出辽朝统治集团把渤海故地作为一特别地区进行统治和实行不同于直接统治地区的特殊政策的意向。耶律倍，“幼聪敏好学，外宽内挚”。“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焫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注：《辽史·宗室传》。）。而且崇尚孔子和儒家学说，曾经在医巫闾山顶筑望海堂，购书万卷收藏，成为当时契丹贵族中主张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并且身体力行，取得优异成就的代表人物。
    尽管耶律倍出任东丹王，同他和母亲述律氏、弟弟耶律德光的政见分歧有关，可能是辽太祖向述律氏作出妥协的一种安排。然而，不论怎么说，耶律倍作为东丹王的最理想人选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辽太祖在班师西返之际对耶律倍说：“得汝治东土，吾复何忧！”（注：《辽史·宗室传》。）表现了辽太祖的知人善任。
    辽朝灭亡渤海的改朝换代，曾经给渤海故地的社会形势造成剧烈动荡，但由于辽朝大体上沿用了原来的政权体制和社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社会动荡，基本上保持了向前的发展趋势。这说明辽朝对渤海故地的统治方式是成功的，也表现了契丹统治者在不同民族、不同社会水平条件下寻求更稳妥的统治方面走向不断自觉和成熟，是辽朝蕃汉分治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可贵探索和成功实践。
    三、并入幽云，官分南北
    辽太宗耶律德光出兵扶植傀儡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并入辽朝版图。幽云地区对于辽朝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里富庶的出产成为辽朝最主要的财赋来源；在军事上则依托燕山、伐北一线，凭险制敌，取得了对中原的战略优势。幽云十六州是辽朝统治下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在客观上加剧了南北之间、民族之间的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然而，十六州地区的先进生产力和封建文明在辽朝的全部社会发展中无疑起了示范和先导作用，也推动了辽朝统治者不断克服契丹族的落后因素，调整统治方针，建立和完善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相适应的机构与制度，促进了蕃汉分治制度的形成。
    辽太宗即位后比较太祖时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和接触到中原政权的统治制度、典章文物以及建立在发达的农耕经济基础上的封建文明的各个方面，使契丹贵族看到了不同于茫茫草原的崭新世界，在大开眼界的同时，更刺激了他们广土众民的政治欲望，不以统治塞北一隅为满足。特别是“儿皇帝”石敬瑭对辽朝的百般屈膝献媚，则使辽太宗虽未尝君临中原却尝到了坐享贡奉的太上皇滋味。辽太宗扶持石敬瑭取代后唐的当年，即宣布改元会同，改国号大辽。会同者，寓意天下会于一同，这可能是趋附于辽朝的汉族文人的阿谀之作，但从中可以窥见辽太宗视后晋皇室、官民为其子民的心态。然而，辽太宗为实现自己的理想，采取了十分轻率的态度，为了报复石重贵的不恭行为，发兵推翻后晋，并以为大军所至就可以使中原官民臣服，天下底定。结果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奋勇抵抗，迫使辽太宗匆匆撤离开封。尽管如此，辽太宗时期仍然是在统治机构和职官设置上效法中原政权，进行比较大的调整的时期，即“公卿庶官，皆仿中国，参用中国人。”（注：《资治通鉴》卷269，贞明二年十二月；卷281，后晋天福二年十二月。）辽朝任用汉官并不始于辽太宗时期，但是后晋以后，投靠辽朝的汉族官员日益增多，辽朝即模仿中原政权的职官制度设官以安置之，构成了后来南面官系统的基础。并入幽云十六州，辽朝基本上继承了这里原有的统治机构，也为南面官制度全面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条件。辽朝“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诸官，诚有志帝王之盛制，亦以招徕中国之人也”（注：《辽史·百官志三》。）。不过，从这一记载来看，辽朝的南面官似乎是在并入十六州以后一下子建立和完备起来的，实则并非如此简单。南面官制度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不论是机构还是职官都是逐步设立的。并入十六州只可视为南面官发展的开端，而辽太宗撤离开封时，几乎带走了后晋的全部职官。至世宗之世，有大批汉官在辽朝任职，是南面官制度全面发展的时期，如在辽朝初期设置的主管汉人事务的机构汉儿司；在辽太宗灭后晋后，仿其枢密院之置，改汉儿司为汉人枢密院，掌汉人兵马之政兼领尚书省事，被列为南面朝官之首。如中书省，在辽太祖时虽已有中书令之官，但并无衙署，世宗天禄四年（950年）始置，称政事省，至道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才改称中书省。实际上辽朝南面官远远没有《辽史·百官志》中罗列的那样完备，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表明：南面官中因人设官、因事*设官，有职官而无衙署的情形是十分普遍的，从设置时间上看，也是前后相差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