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方机构中汉官比例要比朝官多一些。“辽东、西、燕、秦、汉、唐已置郡县，设官职矣，高丽、渤海因之。至辽，五京列峙，包括燕代，悉为畿甸。二百余年，城郭相望，田野益辟。冠以节度，承以观察、防御、团练等使，分以刺史、县令，大略采用唐制。”（注：《辽史·百官志四》。）这是对辽朝境内机构、职官设置情况的总体概括，其间的具体情况也是颇为复杂的，大体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主要分布在上京道境内的州县，是为安置汉族和渤海俘户而设置的，这些州县是辽朝最先设置的；另一类主要分布在除上京道以外的四道境内，这些州县或是对燕秦以来（郡）州县的恢复，或是对渤海、中原政权州县设治的继承。应当指出的是辽朝并入幽云十六州，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这些州县的统治机构，所以，十六州是辽朝地方州县制中最完整、最具有典型意义的部分。
    通过辽朝财赋诸官的设置也可以反映出南面官的发展历程。辽朝中央没有管辖财赋的专门机构和职官，契丹族和诸少数民族的管理生产和经济事务的职能是与部族制度合而为一的。辽朝的财赋官是随着对渤海和十六州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并入而逐步建立完备起来的，承担起管理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以满足皇室、官府财富需求的职能。财赋官虽然在《辽史·百官志》中被列入南面京官系统，但是由于国脉所系，职权重大，向来受到辽朝统治者重视，绝不是某些可有可无的南面官职位所能比拟的。
    总之，辽朝“因俗而治”制度是适应当时辽朝统治下中国北方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社会发展平衡的复杂情况，至太宗、世宗之时不断发展完备起来的。从辽朝的历史发展来看，“因俗而治”制度无疑是成功的，既可以使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各民族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又避免了划一制度可能带来的碰撞和矛盾，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民族之间的交往融合。依据不同民族的情况实行不同的统治政策，在辽朝以前的汉族政权或少数民族政权都曾经实行过，但是，就其规模和所发挥的作用而言，辽朝的“因俗而治”制度都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这不失为辽朝统治者的卓越创造，为后来历代王朝统治者提供了经验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