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兴复古道”的政治尝试
    北宋前期，政坛上笼罩着清净无为的循默风气。国家机器运转不灵，国家财政常年入不敷出，出现了危机四起、内外交困的严峻局面。《长编》卷189载欧阳修语说：“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偷堕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于百战不修，纪纲废坏，时方无事，固未觉其害也。一旦黠寇犯边，兵出无功，而财用空虚，公私困弊，盗贼并起，天下骚然。”新儒们呼望“君为尧舜之君，民为尧舜之民”，志切求世，情思愤悱，“言政教之源流，议风俗之厚薄，陈圣贤之事业，论文武之得失”（注：范仲淹：天圣三年《奏上时务书》、天圣五年《上执政书》，见《范文正公集》卷7。），沉闷的政治空气已被打破。
    新儒中献身“王道”理想、锐意革新的代表人物是范仲淹，他向“异端”思想和保守势力发起了非凡的挑战。天圣（1023～1031年）年间，官卑位低的他数次上书，纵论时务，倡言“兴复古道，厚其风化”，指出：“傥国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乱于上，风坏于下，恐非国家之福也。”（注：同上。）矛头直指守旧的执政大臣。景祐三年（1036年），时任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又进献《帝王好尚论》等政论文四篇，对权倾一时的宰相吕夷简再次提出挑战。文中对“清静无为”政治和保守官僚集团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指斥“道家之训”无用于天下国家。在这些上书中，范仲淹反复强调实现“王道”政治的必要性。其论直追三代之制，处处表现出对“先王之典”的崇信态度，具有儒家思想的浓厚特色。同时，他据儒经加以发挥，探其义理，作为批判现实政治和改造现实社会的思想武器。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受任为参知政事（副相），九月他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酝酿已久的新政运动正式拉开了帷幕。新儒们欢颂“庆历圣德”，朝堂上下一时间充满了万象更新的气貌。新儒们结成所谓“君子之党”，招致了旧派势力的嫉视也正好为他们的反攻找到了口实，新政的厄运也就到来了。
    新政不到一年便遭到失败，“（朝廷）自是务引老成，往往不惬人望。甚者语言文章，为世所笔，彭乘之在翰林，杨安国之在经筵是也”，“纯朴持重之人”纷纷被进用。（注：魏泰：《东轩笔录》卷2；《朱子语类》卷129。）据《宋史》本传，彭乘“质重寡言，性纯孝，不喜事生业。……雅有恬退名”；杨安国讲经，“一以注疏为主，无它发明。引谕鄙俚，世或以为笑。尤喜纬书及注疏所引纬书，则遵之与经等”。二人固守旧儒习气的余绪，是仁宗即位以来蓬勃兴起的新儒思潮的逆动。
    庆历新政是新儒们实行“王道”政治的首次尝试，虽然遭致失败，但并不能改变愈益增强的变革势头。旧派习气虽然一度有所复苏，但却很快退隐而成末流。正如前面所揭示的那样，庆历而后，新儒思想已经在士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仁宗时期的新旧之争中，可以看见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新儒们对待具体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而且有过一些争论，激进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但并不妨碍儒学运动的全面铺开，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一致对外”的势态。我们还看到，具有时代使命感的新儒们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始终抱有一种危机感，范仲淹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这一时代的绝唱。以致庆历而后，新儒们从未停止过对现实社会和政治进行激烈的批评，强烈要求变法。如南宋思想家陈亮所指出的那样：“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注：《陈亮集》卷12，《铨选资格》，中华书局，1987。）这些“名士”们相与探讨切磋，彼此间的意见分歧和思想差异被如何去解救现实危机这个最大的迫切问题所笼罩淹没了。
    英宗有意更改，曾问执政：“积弊甚众，何以裁救？”富弼答以“恐须以渐厘改”（注：《长编》卷201，治平元年五月辛亥。）。然其享祚不久，未能有所施展。神宗即位，决心大有作为。任用极具改革热情的政治家王安石，实行变法。出山前的王安石，在“名士”中极具盛名。司马光在熙宁三年二月所写的那封著名的《与王介甫书》中说：
    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至，生民咸被其泽矣。司马光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反对者，此话当属可信。王安石是以精通儒家经典著称一时的，有人攻击他“但知经术，不晓事务”，他的回答是：“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赖焉？”（注：黄以周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4，熙宁二年二月庚子。）王安石深知儒经这个所谓“致至治之成法”在实施变法中将会起到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因而不难理解他要用“经术”来指导其经邦济世的宏愿了。他也清楚地看到“学术不一”这一现实，《文献通考·选举四》引其语云：“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此盖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因此，他要“法先王之意”来使“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要“变风俗，立法度”，以达成实现“先王之政”的目的。而他本人，首先希望用自己那一套思想学术来取得神宗的信任。所以神宗初欲用他时，他表示：“不宜遽谓，宜先讲学，便于臣所学本末不疑，然后用，庶几能粗有成。”（注：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