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日本的战败处理与对中国国共内战的影响
    1.沦为泡影的中国军队进驻日本计划
    1941年12月9日，中国国民政府宣布正式对日本、德国、意大利宣战，成为了同盟国军的一员。自此开始，抗日战争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环，德、日、意为首的轴心国与同盟国的战争进一步发展为法西斯同盟与反法西斯同盟之间的战争。1942年1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以美、英、法为主导，发表了26个国家的“联合国宣言”，树立了将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到底的信念，同时也创立了“联合国”这一概念。
    1943年8月，联合国军已经确立了胜利的基础，罗斯福总统倡导以美、英、苏、中四国为安全保障理事国，建立世界安全保障体系，名曰“四个警察”构想。罗斯福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给予了很高评价，并把中国国民政府作为美国在远东地区对日政策的重要伙伴。同年10月，美、英、苏、中四国外相在莫斯科会谈，发表了《莫斯科宣言》(《四国宣言》)，确定尽早设立联合国以维系战后和平体系。同年10月，美、英、中等17个国家代表在伦敦建立了联合国战争犯罪委员会，开始商议对战争犯罪的处理问题。同年11月，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开罗会谈，发表了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开罗宣言》。
    1944年8月至10月，美、英、苏、中的代表在华盛顿郊外召开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会议根据莫斯科会议的精神，进一步明确了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担任联合国安保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的重要责任。
    在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的1945年5月7日前后，旧金山会议召开，6月26日，51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并在涉及安全保障体系的第5章中规定中华民国为常任理事国之一。
    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8月12日，中国国防委员会提交了《日本问题处理意见书》，意见书中写道：“遵循《波茨坦公告》与联合国决议的基本原则，改造新日本，实现真正的民主主义，促使其真心理解中国以及联合国，成为一个热爱世界和平的国家并做出贡献”。⑦
    8月14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昭和天皇宣读了“终战诏书”。随即，蒋介石在8月17日表示，将向日本派遣三个师(3万人)的占领军。⑧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的密苏里战舰上举行，美国还把9月2日定为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国方面以前主要将8月15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现在也开始将9月2日作为抗战胜利日来纪念。9月9日中国战区的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接受了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投降。
    1946年5月，中国最终决定向日本派遣1.5万人的占领军。7月20日，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朱世明将军与GHQ的代表穆勒将军在东京签署了中国军队在日本占领任务协议书草案。协议规定，中国军队以第67师为骨干力量，分别在上海、九龙、越南海防市集中，乘运输船前往日本，并在名古屋登陆，控制管理爱知县。
    然而，这支中国占领军没有前往日本，1946年夏天，这支部队开往了中国东北的战场。当时，中国的国共全面内战已经开始，为了和中国共产党交战，最终中国没能够派遣部队占领日本。⑨
    假想一下，如果中国军队进驻日本，那么日本民众就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被中国打败的事实。侵华战争中，基本上都是日本单方面的向中国派遣军队，日本民众既没有看到过日军与中国军队交战的场面，也没有看到过日军屠杀中国平民百姓的暴行。日本民众体会到的战争，只有美军的空袭、广岛长崎的原爆、GHQ(主要是美国占领军)以及以美军为中心的占领政策等，换句话说，日本民众的意识中，日本是被美国打败的，而不是其他国家。
    战争时期，日本民众将中国人蔑称为“支那人”、“中国佬”等，如果某一天他们所看不起的中国军队进驻了日本，那么可以想象这对于井底之蛙的日本人而言将会是一件多么震惊的事情，想必对侵华战争的责任也会理解得更深入一些，如今的右翼、保守媒体以及一部分民众骨子里面的反华、辱华意识恐怕也会被一扫而空吧。
    2.不彻底的战犯审判与对日赔偿要求的调查中止
    如同笔者在《中国目睹的日军战争暴行》第三章“中国民众政府所进行的日军战争罪行调查”中所述，⑩中国民众政府在联合国战争犯罪委员会成立之初，就已经开始了对日军战争犯罪以及战争赔偿的调查，在此就不累述。
    日本在投降之后，索赔成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首先是1944年2月，民众政府由外交部、司法行政部、军政部牵头成立了“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开始全面调查日军在战争中的一切罪行。同月，行政院直属的“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开始梳理对日本的索赔问题。1945年4月罗斯福总统去世后，继任的杜鲁门总统在同年8月18日与民众政府行政委员长宋子文会谈中，也明确表示将中国放在对日索赔中最重要的位置。之后，国民政府更是迅速地开展了对战争受害情况的调查。
    《波茨坦公告》也明确规定了对日本战犯的处罚。国民政府在1946年2月制定了《战争犯罪处理办法》等三个法则，四月份首先在北京开启了审判战犯的序章，紧接着在南京、上海、汉口、广东、沈阳、太原、徐州、济南、台北等10个地方开设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根据日方资料记载，中国审判的日本战犯嫌疑人共883人，其中做出有罪判决的504人。(11)但是，出于国共内战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所发生的日军战争暴行，例如三光政策、强掳劳工、强制劳动、毒气战、细菌战、性犯罪等都没有进行审判。
    1947年下半年，国共内战战况越来越激烈，国民政府感到已经无力再进行审判，于是蒋介石命令尽早结束战犯审理工作。这也就导致日本战争犯罪的真相与其应负责任都还没调查清楚就匆匆结束，对日本进行索赔的调查活动也不了了之。
    反观日本，媒体基本上都没有报道中国开设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消息，日本的民众对此也是一问三不知，不仅无从知晓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暴行，同时也毫不关心。而中国方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军事法庭也研究甚少，很多资料还处于封存状态。
    日本战败后中国爆发内战，其结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失去了作为政府的国际地位。之后，美苏对立使东亚陷入冷战格局，很长一段时间海峡两岸剑拔弩张。就这样，作为受到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国，中国失去了制裁、追究日本战争责任，并进行索赔的最佳时机。
    法治的社会中，犯罪之人要受到逮捕、审判并服刑，同时还要偿还自己所造成的损失，最终促使其真正服罪。国际法的社会本应该也是同理，然而最终日本没有受到严密的审判，甚至无须赔偿，这也就造成了日本战争责任问题至今未能解决的另一个要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