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主导下被免除的日本战争责任、赔偿责任
    1.《旧金山和约》与倒行逆施的时代
    中国共产党取得内战胜利，于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美国国内普遍的感受到“失去了中国”，再加上1950年6月开始的朝鲜战争，美国四处吹起了反共的麦卡锡主义旋风。随之，美国的远东政策、对日政策也扭转了180度，为了让日本取代中国成为美国在远东地区的主要反共同盟国，有必要尽早让日本取得独立地位。1951年9月8日旧金山和谈召开，会议上美国向各国呼吁“宽大的和谈”，要求优先恢复日本经济能力，放弃对日索赔，丝毫不谈及日本的战争责任。然而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和美国对立，因而被美国所排挤而无法参加和谈，早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国也反对败逃台湾的国民政府参加和谈，作为英美双方妥协的结果，在二战中长期遭受日本伤害的中国没能够出席旧金山和谈。
    《旧金山和约》的“第五章，请求权与财产——第14条b”中规定，“联合国放弃一切索赔权、放弃战争中由于日本以及其民众的行为所导致的联合国及其民众的索赔权，放弃直接与军事费用相关的联合国索赔权。”
    90年代后期开始，在日本民间团体的协助下，许多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本提起索赔诉讼，可是即便日本的司法部门认定受害事件的事实存在，最终结果都是驳回受害者一方的申诉。按照日本政府的解释，原告方的个人索赔权根据《旧金山和约》规定，已经被放弃。(17)然而，旧金山和谈中无论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都没有参加，日本政府所借用的“免责”条款完全是对历史的曲解。
    40年代后期开始，东亚地区的冷战格局逐渐形成，美国政府也失去了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的“热情”。原本计划中的第二次、第三次东京审判都被取消，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原本根据波茨坦公告第10条“永久性地排除军国主义者的权利及势力”的方针，军国主义支持者们应该是“公职流放”的对象，然而1950年开始，这一流放对象变成了共产主义者。
    在美国被称作“老好人”的吉田茂组成内阁(1949年2月-1952年10月)之后，设立了警察预备队，实施反共政策，接触被“公职流放”的军国主义者，开始具体的执行倒行逆施路线政策。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生效后，GHQ被撤除。日本恢复国家主权后，政界、司法界、官场、军界(自卫队)、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等领域中曾因为协助侵略战争负有战争责任而被处罚或流放的人们都被免于处罚，重新恢复了原来的职务。
    由于被释放的甲级战犯、原军队高官被免于追究责任，很多人重新被日本内阁启用，因此战后的日本政府继承了战争时期日本社会许多负面的东西，难以追究战争责任。根据美国在东亚的冷战政策，继承日本旧体制政治模式的日本保守党势力按照“55年体制”，长期君临日本的政坛，并否认日本的战争责任。至今，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都采取搁置态度，没有解决的诚意。
    2.《日华和约》与被迫放弃对日索赔
    1945年联合国发足之际位列5大国之一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国共内战中败北，败退台湾后虽勉强保住了国民党政权，但苏联迅速要求联合国废除“中华民国”的地位，在1950年1月提出相关议案，被否决后罢会到7月。英国在1950年1月承认新中国，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也纷纷承认新中国。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解放西藏，第二年12月进驻拉萨，趁着这股气势，武力解放台湾的呼声很高。
    此时与陷入困境的蒋介石政府面对面的正是日本第三次吉田内阁。战后美国无论在联合国安保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人选方面，还是在对日索赔问题方面都很照顾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在面对中国国内对日索赔的民众感情问题上也是非常的重视，并且也已经推进了一些调查。
    可是，国民政府败退之后，美国的远东政策重心从中国转向了日本，并借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志愿军参战之际，加强了对中国的封锁政策。美国非常希望日本能够与台湾当局尽早达成和解，以此控制住远东地区的主导权，因此，美国以优先恢复日本经济为由，强求蒋介石政权放弃对日索赔，日本政府也在美国的支持下，以承认中华民国为条件，迫使蒋介石政权放弃一切索赔。虽然没能参加旧金山和谈的蒋介石政权直到最后一刻仍在坚持对日索赔，但是在美国上院正式批准《旧金山和约》的1952年3月之后，恢复主权的日本狡猾地利用了中国的分裂，威胁将采用“等距离外交”的方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往，即不完全承认蒋介石政权的国家地位，这迫使蒋介石政权最终妥协。就在旧金山合约生效的1952年4月28日，日本与蒋介石政权之间签订了《日华和约》。(18)
    《日华和约》的第11条“参照旧金山合约的标准”中这样写道：“日本与中华民国之间存在的由于战争所造成的问题，均根据《旧金山和约》的相关规定解决”，关于索赔一节这样写道：“中华民国出于对日本民众的宽厚与善意”，“自发放弃”对日索赔权。协议书的署名为日本政府的全权代表河田烈与“中华民国大总统”蒋介石和全权代表叶公超。此条约“适用于中华民国政府现行支配下的地区以及今后成为其支配的地区”，这样写的意图在于不刺激中华人民共和国。另外，条约中丝毫没有提及日本对侵略战争的反省谢罪之意。
    中方的条约署名是“中华民国大总统”，日方的河田烈则连吉田内阁的成员都不是。吉田首相当时兼任外相，却没有在条约上签字。(19)
    根据《日华和约》，对日放弃索赔的范围仅限于台湾地区，并没有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索赔的问题。蒋介石政府支配下的台湾地区，在1947年镇压了“二·二八”事变，1949年5月至1987年7月为止，台湾都处于戒严令管制之下。原本被日本殖民迫害的台湾民众转而被国民党独裁政权迫害，只能说国民党无法代表台湾的民意。
    90年代之后中国的侵华战争受害者来日本起诉，向日本政府要求谢罪与赔偿，为此，日本民间团体纷纷展开了支援运动。然而这些索赔案最终都被日本司法部门以《日华和约》有相关规定为由而未能成功。日本政府声称：“《日华和约》缔结之时，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的合法代表，因此《日华和约》是有效的合约。并且，战争索赔问题是国与国之间仅有一次处理机会的问题，根据《日华和约》，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中国全境都已经在索赔问题上处理结束，不可能再次商榷。”(20)日本司法部门偷换概念的伎俩从中已不难看出。
    3.日美共谋淡化南京大屠杀事件
    1954年3月，日美相互防卫援助条约签订。这一条约是以《旧金山和约》确定的日美安保体制为基础并加以强化的产物，其中规定日方也有防卫的义务，因此美方将提供武器增强日方军事力量，为同年6月自卫队的成立做好准备。缔结这一协议的关键人物一个是第三次吉田内阁的外务大臣冈崎胜男，一个是驻日美国大使约翰·M·阿里森。冈崎在1952年4月至1954年2月为止担当了外务大臣的职务，阿里森则是1953年5月至1957年2月为止任驻日大使，在这段时期内，日本的再武装化与“封锁中国”、“敌视中国”的政策在日美安保体制下日益增强。
    凑巧的是，这两个外交官在1937年12月发生南京大屠杀时均为现场证人。1938年1月，美国、英国、德国驻南京的大使馆重新开启运作，三等书记官阿里森返回南京，根据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报告，开始调查、制止日军的屠杀、掠夺等暴行。他还听取记录了滞留在南京的美国人证言，汇总后以副领事埃斯皮的名义将《埃斯皮报告》汇报给了驻留汉口的美国大使纳尔逊·T·詹森。这一报告作为南京大屠杀案件的重要证据，在东京法庭上被当庭诵读过。(21)
    1938年1月下旬，美国人所有的设施内发生了日军的强奸事件，阿里森与领事馆警察、宪兵一同前往现场取证，结果被日军将校扇了耳光。美国政府通过驻日大使约瑟夫·C·格鲁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当局迅速表示谢罪并赔偿，在外交上平息了此事。但是美国的媒体对此却不依不饶，报纸上到处都在报道美国政府机关执行公务的外交官在调查日本兵对美国人设施、财产进行侵犯，对中国女性进行侮辱的事件时，反而被日军伤害和侮辱的事情，加上此前的“巴奈号事件”给日本带来的冲击，美国民众的反日情绪变得异常高涨。(22)
    日本政府为了平息阿里森事件，派往南京向阿里森低头谢罪的的正是冈崎胜男。(23)冈崎当时作为上海总领事，时不时的需要为处理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问题与日高信六郎、冈本季正等人前往南京出差。(24)冈崎在1938年1月中旬任松井石根的外交顾问，拜访过德国大使馆的秘书乔格·罗森，听取了关于日军在南京所犯暴行的报告。(25)与东京法庭上出庭作证的日本大使馆参事官日高信六郎一样，冈崎知道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情。
    战后，阿里森和冈崎两人分别成为了驻日大使和外务大臣，为维护美国支配下的美日安保体制而相互合作。根据阿里森的自传，冈崎成为了他的朋友，双方曾经携夫人一同出游。(26)阿里森后成为了亲日派，1964年获得了日本授予的一等旭日大绶章。其在公共场合再也没有提起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件，冈崎也几乎没有留下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录。曾为南京大屠杀现场证人的美日两国外交官战后都陷入了沉默，这无疑是双方共同谋划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