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京审判中关于逃避日本海军战争责任的地下工作
    1.侵华战争中海军的战争责任
    笔者在《日中全面战争与海军——“巴奈号事件”的真相》一书中已经写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同年8月9日以“大山事件”为导火索，“八·一三”事变随即爆发，战线从华北扩大到上海。之后，海军航空队开始对上海、南京、汉口、南昌、徐州、扬州等华中城市空袭，进而将战火延伸到广东、福州的华南一带。因此，一开始在华北战场上由陆军挑动的战争，经过海军的火上浇油，蔓延到华中、华南，进而导致全面战争的爆发，可以说日本海军是罪魁祸首。
    同年12月12日，参加进攻南京的日本海军航空队击沉了长江上的美国炮舰巴奈号，造成3人死亡，3人重伤，10多人受伤的“巴奈号事件”。这一事件使得美国民众大为震惊，开始意识到美日开战的危机已经是一个现实问题。随后美国各地举行了“勿忘巴奈号”的抗日活动，拒买日本商品，进而形成了之后美国对日本石油禁运、金属禁运的社会舆论。所以可以说，“巴奈号事件”是“偷袭珍珠港的序曲”、“美日战争的序曲”。
    在同书的“南京攻略战与海军”一节的“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海军”部分，笔者也提到了日军的中国方面舰队(1937年11月20日编成)在长谷川清的指挥下参加了侵攻南京的战役，其中以第11战队为主的舰队逆长江而上，从军舰上用机枪向长江南京段江面上逃难的中国士兵以及普通市民扫射，此外还对躲到江中小岛中洲内的南京市民与败逃中国士兵进行了集体屠杀。
    海军通过战略空袭使得侵华战争全面化，之后又利用侵华战争的契机以美国为目标扩充军备、强化航空兵力，最终写下了偷袭珍珠港这一自我毁灭的剧本。战后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朗战争中都在战争初期进行了战略空袭，这种灾难性的战争方式正是日本海军在侵华战争中第一个染指的。
    除此之外，日本海军还轰炸重庆，海军陆战队占领海南岛之后屠杀当地居民并设立慰安所，强迫中国、朝鲜女性成为慰安妇，还对岛内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三光作战，暴行不胜枚举。
    2.东京审判中海军的地下工作
    有关日本海军的侵华战争责任问题目前在历史学的领域并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不过最近NHK播放的一部纪录片验证了笔者的观点。这部片子名为《日本海军400小时的证言——第三次战犯审判中的“二次战争”》(以下简称“二次战争”)，2009年8月11日首映。此部纪录片中的证言全部来自于由原日军海军将校在战败几十年后成立的“水交会”，此组织共进行了131次“海军反省会”，会议录音的时间达到400小时之多。
    “二次战争”一片根据1978年8月21日第92次反省会之后的几次会议内容，明确的揭露了东京审判中为了免除海军最高责任人的战争罪责，以丰田隅雄大佐为首的日军工作小组对美国所进行的秘密交涉工作。
    丰田隅雄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任日本驻德大使馆武官辅佐，至1945年12月为止驻留德国。返回日本后他进入第二复员省(通称“二复”)工作。(12)当时，“二复”的主要负责人都直接从日本海军军令部调任，因此“二复”为了使海军高官逃脱战争责任而进行了秘密行动。丰田之所以成为这一行动的负责人，是因为他一直驻留德国，没有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因此不太可能会被当做战犯押上东京法庭。
    “二复”的首要目标就是确保东条英机内阁时期的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不被押上绞首架。兼任首相和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在就任参谋总长的时候，岛田随之就任军令部总长，被称作“东条的腰包”、“东条的副官”，实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头目。“二复”认为，只要能够保住岛田的性命，今后日本与美国缔结合约的时候就有机会被放出来。时任日本海军大臣的米内光政大将本身就是一个亲美主义者，他在1940年1月至7月担任首相组建米内内阁的时候，就因此受到了日本陆军势力的排挤而下台。战败后的铃木贯太郎内阁时期他担任海军大臣，负责收拾日本海军的摊子。米内光政也和丰田隅雄有过接触，他在麦克阿瑟面前为岛田繁太郎的免死做了不少工作，并且在与麦克阿瑟打交道的过程中得知了麦克阿瑟准备免除天皇战争责任，以此利用天皇来加强占领的意图。
    根据海军反省会的证人，原海军中佐中岛亲孝的证言，“二复”在东京法庭开始半年前就以全组织之力开脱海军的战争责任，并要求相关人员统一口径，把开战责任全部推给日本陆军，称海军是被陆军拖下水的。为此，还制作了用于法庭陈词用的证言稿，并把计划出庭作证的人找来后命令他们“老实一点，不该说的不要说。”GHQ的费勒斯准将曾建议米内：“最好能够让日本的战争责任都集中在东条一人身上。”于是，为了免除天皇战争责任、免除岛田的死刑，海军与GHQ秘密达成了“让东条负全责”的协议。
    为了进一步开脱海军军令部等海军高层的责任，海军的罪责被全部转嫁到战场指挥官的头上。在事先招集出庭证人对口供的时候，海军秘密要求证人保持一致，就说战场指挥官在没有接到海军上级的指示的情况下擅自犯下了处决俘虏等罪行。结果，在之后的乙、丙级战犯法庭上，共有200名海军中下层将校被处决。
    “二复”实施的旨在通过秘密工作逃避海军战争责任的“二次战争”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被处死的甲级战犯中没有一名来自海军，岛田被判处无期徒刑，1955年《旧金山和约》签订之后被释放。
    海军所主张的“海军被陆军拖入战争”的言论人为地在日本广泛流传，导致很多人在观念上都认为海军比陆军要开明，甚至还有观点认为海军一直在考虑与美英进行和谈。山本五十六、米内光政等人的传记也以同样的口调赞美海军，更是增强了这种言论的传播速度。但是事实不可否认，我曾在《日中全面战争与海军》一文中详细的说明了山本和米内都是导致侵华战争全面扩大的罪魁祸首。
    第106次反省会(1988年11月22日)中，佐薙毅元大佐在发言中表示，海军军令部无视有关俘虏待遇的日内瓦条约(1929年签订)，为了组织的目的不择手段。同会议上，大井笃元大佐说道，日本海军中也是有战争犯罪的，在“九·一八”事变以及之后的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海军沾染上了屠杀俘虏、市民的恶习，自己也曾目睹了日军三灶岛屠杀的现场。
    1938年6月，位于香港西面、澳门南面的三灶岛被日本海军占领，并开始建造飞机场以作为轰炸中国本土的基地。为此，岛民被强行搬迁，抵抗者格杀勿论并烧毁村庄。根据海军部队的记录《三灶岛特报》中记载，岛民人数从12000多人锐减到1800人。
    虽然三灶岛屠杀事件的真相还不清晰，不过通过海军在中国海南岛犯下的屠杀、三光政策的暴行可以推论出其他多处场所也发生过屠杀事件的结论。
    3.驳斥海军无战争责任论
    今后，历史学界将掀起一股质疑东京审判中海军无战争责任论的热潮。其中一个例子是质疑“八·一三”事变其实是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的阴谋。
    “如果是历史小说的话，关于大山事件应该可以得出以下的定论。
    1937年8月9日傍晚，上海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长大山勇夫中尉乘坐海军一等兵斋藤与藏驾驶的汽车前往上海西郊的虹桥机场侦察，两人故意没有佩枪。汽车强行突破了中国军队的第一、第二道警戒线，在突破第三道警戒线准备进入机场的时候被保安队阻止，发生冲突之后两人均被射杀。大山中尉在事件发生的前日，被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大川传七召见。大川秘密的对他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你的家人我们会照顾的，为了国家、为了海军，把性命交出来吧。’
    正如同关东军策划爆破柳条湖的阴谋，挑起‘九·一八’事变一样，海军也效仿策划‘大山事件’，并以第三舰队的战略空袭挑起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不过，如果是历史学性质定论的话，我现在仅仅掌握着旁证，必须有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密令大川的史料或证言才行。可惜如今原海军相关人士隐藏真相的这层坚壁尚难以摧毁。”(13)
    在这里有一个旁证可以证明“一·二八”事变是海军的直接阴谋。时任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下令增派军舰、海军陆战队的原海军中将堀悌吉在自传中写道：
    “‘我的子子孙孙都切记不要成为那样的海军军人。’这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在事变现场感受到的。事变完全是第一遣外舰队的贸然行事所引起的，吾等实在是师出无名。
    接下来将落入了对国际公法的蹂躏，滥用武力的修罗道；然后是夸张战果、争名夺利的饿鬼道；再进一步是同僚互相排挤的畜生道。(译者注：修罗道、饿鬼道、畜生道为佛教‘六道’中的概念)一言以蔽之，这就是所谓高贵的武士道极端堕落的结果。在这样的地点与这样的友军一同担任警戒任务实在是我的大不幸。”(14)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了筹备“满洲国”建国计划，分散欧美国家的注意力，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委托驻上海公使馆的陆军武官辅佐田中隆吉策划事变阴谋，是为“一·二八”事变的起源。不过由于上海属于日本海军的势力范围，主角就落在了第三舰队和上海特别陆战队身上。(15)海军也非常积极地想在上海立下战功，这是因为陆军在“九·一八”事变后获取了扩张军备用的临时军事预算，海军想藉此机会对抗陆军。因此，堀悌吉在自传中明确的写道：“海军贸然行事”，“师出无名”。
    简单地说，“一·二八”事变与“八·一三”事变时的陆海军竞争格局构造相同，均为海军所犯下的罪行。而且，“一·二八”事变之际，海军设立了日本最早的慰安所。(16)
    笔者在《日军的治安战》一书中强调过，海军一方面想方设法参与侵华战争，一方面准备与美国的开战。对于研究日本战争责任问题而言，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海军的参战情况、加害行为等战争罪行都是不可缺少的前提部分，然而目前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