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理论赋予历史学家两点核心理念。第一，它告诉我们非决定性和变化一直是这个仍在形成中的世界的核心特征。我们的知识并非建立在与生俱来的既定事实之上，也没有绝对的道德能把人类放在一个静止世界的中心。第二，我们生存在一个充满了关系，连接和无序纠葛的世界中。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在各个方面都根植于环境。人类历史的出现并不是孤立于其他物种之外，而是存在于至今仍在进行中的人类与自然的其余部分的不断妥协中。
    二、关于环境健康与社会的历史
    许多环境史学家都将他们研究的重点放在资源管理冲突上，这种冲突在世界范围内塑造了政治和经济历史。正如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对铁路的研究显示的那样，在资源开发中，没有东西是自然而然和不可避免的。资源是带有偶然性且因时而变的。称一种物质为资源，就把它从自身错综复杂的生态关系中抽离出来，孤立地存在于我们的视野中，但这种孤立只是一个假象，我们始终和那些自然要素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即便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11]
    当矿藏从地下挖掘出来，树木在森林里被伐倒，当洪水被拦泄，河流被束缚，当动物由伙伴变为家畜，我们就开始了一场微妙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毒化进程。例如，硒--一种完全自然的化学物质--沉睡于地球的沉积层中，直到人类在挖掘其他东西的过程中发现了它，并将其定义为一种资源。随后，由于水流冲刷矿区，硒进入到鱼体，并由之到达人类体内。④汞、砷、铅、酸排水这些纯粹的自然物质，离开我们的矿区，就摇身一变成为毒素和致命武器，改造了人类的身体，尤其是生殖、孕育、老化和死亡，与此同时，也影响着社会关系和文化模式。
    针对资源大举开发的风险监管最终失败，是因为这种监管建立在一个有缺陷的风险评估基本原则之上：分离原则。第一，风险评估假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可以从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抽离出来，分离于社会关系之外，成为一种资源。第二，风险评估认为身体可以与其所处的环境相分离。政治科学家斯蒂文·克劳-史密斯（Steven Kroll-Smith）和沃斯·兰卡斯特（Worth Lancaster）称之为“启蒙运动激发出的思想，认为身体和环境一直以来就是两个孤立的现实……通过假定身体与环境之间存在类别差异，立法机构可以颁发一个‘污染排放许可证’，在污染物‘未达到足以使环境毒素危害人体健康的门槛限度’的情况下，给予公众弄脏环境的权利”[12]。
    其暗含的假设是，人体和环境已经分离到这样的程度：我们可以污染土壤、水源或者空气，而丝毫不会影响到我们自己。但是环境史的重要见解之一就是，人类身体和人类社会一样，是一个运动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物质和文化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我们的身体，这一动物的身体，存在于对我们及我们赖以为生的世界来说十分复杂的生态关系中。
    探测合成化学品的新科技和新方法，让我们越来越注意到无处不在且持久不断的内分泌干扰素--那些干扰荷尔蒙作用的合成化学有毒物质--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身体。身体负荷分析表明我们身体中的化学成分正在发生变化，也反映出我们日常生活环境的改变。有毒化学物质是工业社会的人工产物，而此工业社会则是在高度具体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但是，它们逐渐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作为持久性化学物，大部分能在这个世界中存在很长时间，长到我们会忘记它们最初是人造的或者合成的。
    三、关于气候变化与历史的研究
    当人类迅速改变地球以至于我们共同经历的一些历史正在消失，且很可能永远不会再现时，气候变化迫使我们重新审视环境史的意义⑤。但是直到现在，许多美国历史学家对气候变化问题还是不甚关注。早在1915年，美国地理学家埃尔斯沃斯·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就提出，“气候不仅仅对人类历史有重要影响”，也“从根本上”影响了文化。他进一步阐释道，气候影响人类的食物、自然资源、寄生虫和疾病、从事的职业、生计及生活习惯。它也是“导致迁移、种族混合及自然选择的最重要的（因素）”。对亨廷顿来说，气候从根本上影响着人类历史并且决定了一个社会文化发展的等级。虽然他的结论在当今社会没有获得多少学者的支持，但无疑为气候史研究留下了一份不朽的遗产。不幸的是，这个遗产一直阻碍着历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的合作。[13]
    亨廷顿的狂热环境决定论、对文明的种族主义分类，以及对气候是历史的“根本性”因素的过分强调，使得在美国产生出一种旷日持久的反对将气候纳入人类历史研究范畴的研究陋习。作为对环境决定论的反抗，美国学界的思想钟摆摇向另一个极端--某种文化决定论。在其中，人文学者从根本上忽视环境，反之假定只有人类决定了历史发展的路径。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界仍然对环境变迁可能对社会产生影响持明显的怀疑态度。
    在欧洲，一种不同的研究传统获得了发展。法国历史学家伊曼纽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研究显示，历史学家可以提供可量化的、严谨的并且足够细致的数据，从而重现一定区域内准确的气候变迁。[14]一代气候史学家们用他的方法探索气候变迁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希望找到气候变迁在影响粮价下跌、饥荒以及经济波动等导致政权更迭的因素时留下的印记。[15]
    但是那些寻找气温或降雨量变化关系的尝试并没有取得多大成效。干旱不能预示高死亡率，更不能证明王国将要垮塌。欧洲社会那时产生了一种以粮食的多样化、谷物储藏、贸易扩大以及福利体系为基础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恢复力。[16]这种恢复力意味着社会、政治因素可以使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远远超越了数据分析能够解释的程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各地的学者不仅探索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即气候变化是不是经济和人口混乱产生的原因，也开始关注其间接影响。其中最令人着迷的是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工作，如安德鲁·达格摩尔（Andrew Dugmore）、克里斯汀·凯勒（Christian Keller）和托马斯·麦克盖文（Thomas McGovern）考察了气候变化可能对社会网络产生的影响，并反过来作用于社会恢复力。[17]小冰期对格陵兰岛古挪威人的影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气候与人类社会关系复杂性的典型案例。在20世纪90年代，麦克盖文和他的同事阿斯垂德·奥格尔维（Astrid Ogilvie）讨论过“气候变化影响、农牧生计基础的失败以及无力适应是导致古挪威人在格陵兰定居走向失败的几个重要原因”[18][19]（P127-154）[20]（P327-339）[21]（P385-393）。麦克盖文的论文因杰拉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而为更多人所知，后者在《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中写道，导致古挪威人缺少应对气候改变恢复力的原因，是“即便当外界条件改变，长久以来的核心价值观丧失作用时，仍然不愿对其重新审视并加以改变。中世纪格陵兰岛上的古挪威人缺乏一种主观意愿：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那群迁移而来的挪威农牧人，鄙视因纽特人为异教猎户，甚至当挪威停止向格陵兰派遣商船，且气候变冷到不能进行农牧活动后依然如故。他们因此最终绝迹，把格陵兰留给了因纽特人”[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