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麦克盖文和他的同事们将之前关于格陵兰岛古挪威人应对气候变化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在2007年一篇重要论文中，考古学家安德鲁·J.达格摩尔、克里斯汀·凯勒（Christian Keller）和麦克盖文认为，不仅是气候本身，经济与贸易方式的变化也导致了格陵兰岛上的定居者们被边缘化，并因此最终被抛弃。作者考察了可以促生古挪威人对环境变化恢复力的因子后，认为那些使格陵兰岛古挪威人在大多数殖民地可以存在的社会和经济因素，也正是导致其在小冰期衰落的原因。古挪威人并不是一群“墨守成规”的人，他们创造了一套复杂的生存体系，足以应对正常的气候波动。[23]拓展食物资源范围可以为古挪威人解决一般的食物匮乏问题，但是这个系统的运作建立在广泛的家庭合作体制基础上。且这种足以应对小变动的合作体系，在气候变化开始拆散聚居地之间的联系时，就有可能被击垮。
    换言之，格陵兰岛的古挪威人很可能不是因为人口规模过大、自然资源有限而崩溃的，真正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人口下降过低，拆散了他们赖以维系、以之应对环境波动的社会合作机制。考古学家们并不认为环境变化对古挪威人不重要，更确切地说，他们认为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在古挪威人对气候变迁的顺应过程中起到了调节作用。
    在对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综合性研究中产生了以下一些主题。
    其一，各个社会用自己以往的环境经验--他们分享的环境历史--指导未来。环境记忆通过教授人们如何监测土地使用、人口水平，以及经济活动来帮助他们了解如何在一个地方生存。但是在突然爆发的、不可预知的变动中，共同的环境历史记忆可能会具有欺骗性。历史学家可以检查当人们试图去适应不可预测的变化时，使用和误用的环境历史记录。
    其二，经济和政治结构决定一个社会对环境变化的恢复力。例如，建立在多种资源开发基础上的经济体，在环境渐变的过程中可能不会那么脆弱，因为当气候变动的时候人们能够替换资源；但是古挪威人的例子显示，这种经济体在环境突变时可能会更加脆弱。建立在较少种类资源的商业开发基础上的经济体，可以将分散的聚居体整合起来，但是如果一个聚落依赖的远方市场在气候变化中受到影响的话，它的脆弱性也随之提高了。
    其三，规模大小确乎重要：一个社会对环境变化的应对能力因变化规模不同而有所差异。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认为，很多现代、复杂社会在应对自然变异的过程中，学会通过“用大量人力财力集中克服绝大多数的自然变迁。他们知道如何有效地使用金钱，补偿地方性损失，从而在混乱中创造稳定状态”[24]（P68-69）。这种手段可以帮助降低气候小变动时经济的脆弱性，但是却可能增加其在大规模、爆发性的环境变化中的风险。
    其四，这些研究表明偶然性是环境史的核心。生物物理学条件，如气候变迁，当然很重要，但是它们并不是决定任何历史事件的唯一因素。人类选择也很更要。一个城市不会仅仅因为气候变动而崩溃。气候改变对不同聚落的影响方式不固定，对同一个聚落中的不同团体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
    在面对迅速恶化、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及社会转型之际，究竟什么是环境史学家力所能及、而自然科学家与社会史学家力有未逮的呢？我希望我们能够做一些传译工作：对生态学家讲述文化改变，对其他历史学家叙说生态变迁，用一种两个群体都能理解的语言来让他们明白各类错综复杂的关系。如果不参照那些可能与我们的生态未来不再相似的生态历史，我们又怎能恰当而有责任感地生存呢？
    本文的一部分选自Nancy Langston. Toxic Bodies: Hormone Disruptors and the Legacy of D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Nancy Langston. “Air”. In Douglas Cazaux Sackman（ed.）。 A Companion to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Hoboken,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2010.
    注释：
    ①有几篇文章回顾了这些辩论并提出了进化论方法对人类史研究大有裨益的强有力证据，参见Edmund Russell. Evolutionary History: Uniting History and Biology to Under Life on Earth.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Dan Flores. “Earthlings: Evolution and Place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Donald Worster. “The Living Earth: History, Darwinian Evolution, and the Grasslands”. Both in Douglas Cazaux Sackman（ed.）。 A Companion to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Hoboken,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2010.
    ②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提出人类是自身基因的运载工具的观点。参见Richard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③威尔逊的《社会性：新的综合体》一书的出版激起诸多关于生物决定论和历史进化的讨论。他后来出版的《人性论》一书，同样颇具争议性。在厄丽卡·司格卓尔的《真理的捍卫者：从一场为科学而战的社会学辩论谈起》中，对这场论争进行了很好的整理。参见E. O. Wilson. Soc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E. O. Wilson On Human Na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Ullica Segerstrale. Defenders of the Truth: The Battle for Science in the Sociology Debate and Beyo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④更有趣味的讨论，见2012年2月22日《纽约时报》刊载的莱斯利·考夫曼的文章《突变鳟鱼为矿区带来新思考》。美国鱼类与野生生物服务中心对鳟鱼数据的评论见2012年1月发表的《科技评论：烟谷矿区--硒标准详细报告》。参见Leslie Kaufman. “Mutated Trout Raise New Concerns near Mine Sites”. New York Times, 2012-02-22; “Technical Review: Smoky Canyon Mine Site-Specific Selenium Criterion Report”. January 2012, http://www.fws.gov/contaminants/pdf/ReviewSmokyCanyonMineSeleniumReport.pdf。
    ⑤更多关于气候变化与历史的研究，见南茜·兰斯顿的《空气》一文。马克·凯里也曾发表过大量讨论气候变化与环境史的论述，如他的新书《在融化冰川的阴影里：气候变化与安第斯社会》。参见Nancy Langston “Air”. In Douglas Cazaux Sackman（ed.）。 A Companion to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Hoboken,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2010; Mark Carey. In the Shadow of Melting Glaciers: Climate Change and Andean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参考文献：
    [1]Robert W. Sussman, Audrey R. Chapman（eds.）。 The Origins and Nature of Sociality. Hawthorne, NY: Aldine De Gruyter, 2004.
    [2]Anne Fausto Sterling. “The Bare Bones of Sex: Part 1-Sex and Gender”. Signs, 2005, 30（2）： 1491-1528.
    [3][6][8]Nancy Langston. Toxic Bodies: Hormone Disruptors and the Legacy of D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