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种由基督教历史神学所建构和规定的二元历史架构的立场来看，当兰克说“世界历史的秘密就在于它们的互动和更替、它们的生命、衰落或是再生”而这里的它们本质上指的是一种占有和获取整个世界的权力意志时，他就在下面两个意义上犯了错。（1）在兰克那里，世界历史被等同于基督教意义上的地上之城的历史，上帝之城的历史在兰克的世界历史架构中被取消和抹杀掉了。因为站在基督教历史神学的立场上来看，世界历史的秘密是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之间的持久地紧张与斗争，或者，用前引洛维特的话来说是“从基督教的立场来看，只有一种进步，即朝着信仰和无信仰、基督徒和反基督者的越来越明确的分野进步”。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兰克都向他的读者隐瞒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如果他关于世界历史秘密的那个论断能够成立，那也只是由于基督教历史神学崩溃瓦解之后的结果，是由于人的存在的重心决定性地由天国转向尘世这一真正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精神巨变的结果。因为上帝之城只是由于上帝对人的恩典才成为可能，只是由于借这一恩典而来的人对上帝的坚定地信仰与期盼才焕发出活力，因而，在一个信仰崩溃的时代，上帝之城的确会显得隐没不彰。但这也表明，世界历史能够被简单地等同于地上之城的历史，这绝非是客观、自然的，亦不是历史的常态，而仅仅是人类命运发展到一个特定阶段的产物。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兰克关于世界历史秘密的论断本身就是具有历史性的。（2）随着世界历史被拉成一个平面，那么，在兰克那里就出现了一个不幸的后果，即，内在于基督教历史神学内核的那个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之间的旷日持久的较量也就不复存在，兰克的历史观使得他看到的只是一个个本质上都是善的精神性的道德力量之间的冲撞与较量（注意，日后韦伯的“诸神冲突”论正是依赖于此）。这就使得兰克的学说中缺乏任何对权力意志进行制约的机制，因为权力意志在兰克这里已经被提升为自发自足的精神力量，而这些精神力量的使命正是在于最大限度地展开、获取整个世界，任何对这些精神性力量的内在制约在兰克的这一历史观的观照下都显得荒唐可笑。这样，兰克就忘记了基督教世界曾经是如何以一种无畏地英勇地气概同人的内在的权力欲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兰克的教导也使人忽略了在权力意志的充分的展开中，所可能释放出来的那黑暗的恶魔般的一面。
    2.世界历史审判
    上帝之城的公民是此世的过客，尘世的时间只是通往天国的一段旅程，这些人因上帝的恩典而生，凭着对上帝的信仰而活，“他不能把希望放在转瞬即逝的必朽的此世之城，而是放在永恒幸福的不朽之城”，而“地上之城，不是此世的过客，而是尘世间和平与幸福的追求者”[8]。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在兰克那里，上帝之城vs.地上之城的二元架构已经被拉成一个平面，世界历史被等同于地上之城的历史，而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尘世间的和平与幸福是终极的善好，地上之城是惟一真实的存在，上帝之城是虚幻不实的，历史的意义仅仅在于历史内部，在于尽可能地获得尘世的和平荣耀与富足。历史的意义必须在历史内部解决，世界历史审判就内在于尘世内部，这审判者就是历史本身，这样一种精神和道德态度，是为一切近代的历史哲学所共同具有的，所不同的只是这一世界历史审判所采取的不同形态而已。在兰克版本的历史哲学中，世界历史审判表现为作为一个个精神性的道德能量的民族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较量。这就意味着，国际舞台上的较量不仅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唯一重要的，是真正具有终极意义的事情，关系到整个民族在世界历史面前的救赎。国家一旦在国际舞台的较量上失败，那么，历史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也就是说，一切希望与奋斗的目标都将不复存在，历史的意义原本只是为了提供一个生活的希望与奋斗的目标，而失去了生活的希望与奋斗的目标，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个体的国家，都将生不如死。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观的指引下，兰克写下了这样的话：
    “所有国家的资源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被凝聚，用来争取更大的权势。”[9]
    兰克可能是以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客观公正的不偏不倚的精神写下这句话的，然而，对于兰克身后的几代德国人而言，这句话却转化成一个绝对的道德律令，同时，也是一个紧紧箍住了他们的精神和思维的魔咒。作为一个道德律令，它激发了德意志民族的巨大的活力；作为一个魔咒，它也耗尽了几代德国人的精力，使得他们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越陷越深。
    迈内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一书的英译者斯塔克博士在英译本编者导言中写了这样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在光辉照人的兰克身后，背景中隐约浮现出险恶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且不说其他更险恶的人物），他在战争的熔炉中锻造了他的帝国”。[10]
    在《偶像的黄昏》中，无比敏锐的尼采也感受到了由上述道德律令而来的德国精神的庸俗化与功利化，尼采这样写道：
    “获取权力，得付出高昂的代价：权力使人愚蠢……德国人--以前有人称他们为思想家的民族：他们今天真的还思想吗？--德国人现在厌倦了精神，德国人现在不信任精神，政治吞噬了对于真正精神事物的所有严肃--‘德国，德国高于一切’，我担心，这已是德国哲学的终结……”[11]
    尼采这里未言明的一点是，正是德国哲学自身内在的精神旨趣最终促使德国哲学走向了终结，正是德国哲学自身对政治权力给予了过分的崇敬与肯定，才反过来导致“政治吞噬了对于真正精神事物的所有严肃”。是在《善与恶的彼岸》中，尼采才给出了对于德国精神的终极诊断：“哲学是最精神化的权力意志”[12]！尼采的这一诊断与一种出自基督教历史神学立场而来的对德国精神的诊断是完全一致的，但尼采这个人令人觉得匪夷所思之处在于，他认为应该在最高程度上肯定权力意志，而这是与基督教精神大异其趣的。
    “哲学是最精神化的权力意志”，尼采这一无比深邃的洞见帮助我们解答了德国哲学与德国的现实政治进程之间的悲剧性关联。德国哲学在其深层次的精神态度上已经切断了与终极实在之间的纽带，拒斥了对终极实在的依赖，德国精神在其整个存在的面向上已经完全转向了尘世内部。正是这样一种本质上就是权力意志的精神才会对现实世界中的权力--民族国家，顶礼膜拜。
    但要说兰克已经完全走向了对民族国家的顶礼膜拜，这样的论断也是有失公允的，在对《论列强》这一文本的阅读中，我们也能感到，另一种激情也回荡在兰克的灵魂深处，这就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的独立与自由的渴望。这一激情的痕迹于文中处处可见，比如“让我们从这一事实开始：在16世纪，欧洲的自由系于西班牙和法国的对峙与平衡之中……亨利四世之所以受到如此的欢迎，不仅仅因为他结束了法国的内乱，而主要还是因为他由此恢复了欧洲秩序的稳定”，“推翻斯图亚特王朝的运动是宗教性的、民族性的，同时也是符合整个受到威胁的欧洲的利益的”[13]等等。对于像兰克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我们最多只能说，由于历史的局限，同时也是由于自身哲学立场的局限，他未能看到萦绕于他胸怀的两大目标之间本质上是不相容的：作为整体的欧洲的独立与自由和单个国家自身权势的强盛之间。兰克在《论列强》中向我们提供了一副整体上是乐观的场景：在各个国家对自身权势的追求的同时，它们也在无意中捍卫了欧洲的独立、自由与和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兰克甚少去探讨那些真正促使欧洲成为一个欧洲的精神性因素。以及那些真正在深层次上把欧洲各国联结在一起的精神纽带。由兰克在《论列强》中提供的这幅乐观的场景被历史自身证明是不可靠的，作为兰克的后继者，马克斯·韦伯所能看到的已经只是“诸神的冲突”，其中没有一丝和谐的痕迹。同时，兰克的大多数继承者所吸收的都不是他对于整个欧洲的自由与独立的魂牵梦萦，而是兰克学说的另一个方面，“新一代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包括西贝尔和特莱奇克，将追随他强调国家尤其是外交事务在历史中的核心地位。因此尽管他们批评兰克，新一代历史学家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他把大国间的斗争看作是历史中心的思想”[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