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雅典民主政治的革命叙述
    在过去20年西方学术界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解读中，“革命”之说甚嚣尘上。1993年，美国古代史家约西亚·欧伯尔发表了一篇影响广泛的论文《公元前508/7年的雅典革命》。在这篇试图重新解读公元前508/7年①克里斯梯尼改革的论文中，他批评传统的解释过于重视克里斯梯尼的作用，斥之为“伟大人物”创造历史的论调，提出雅典民主政治实则发源于一场人民革命，它可与1789年的法国革命相提并论。在他看来，导致雅典民主政体建立的真正主角不是贵族家庭出身的民主派改革家克里斯梯尼，而是人民（demos）。欧伯尔写道：
    尽管克里斯梯尼的确是雅典革命事件中的一个重要演员，但是关键的角色是由人民扮演的。因此，民主政治不是一个发善心的精英集团给予被动人民的恩赐，而是人民自己进行集体决定、行动和自我界定的产物。
    他进一步阐述说，“这革命的时刻、古风阶段雅典政治史之终结、雅典民主政治诞生的时刻，是一场没有领导的暴力革命”。②为了解释何以会在如此早的阶段就爆发人民革命，他提出革命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梭伦改革的影响和雅典僭主的亲民行为。在公元前6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人民“在直接的政治意义上”业已获得自觉。③
    欧伯尔的论题引起了古代史家们的激烈争论，但争论的焦点却不在于雅典是否爆发过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革命，而在于雅典民主政治诞生的关键时刻何在。④对此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诸多不同的说法。例如，罗伯特·华莱士认为，梭伦改革才是革命的关键时刻，他以类似于欧伯尔的语气写道：
    在一场绝非希腊独有的民众革命运动中，面临来自于普通民众强大的政治压力，梭伦本人建立了雅典的第一个民主政体，乃因他和民众的许多见解一致。这场革命赋予了普通雅典人他们所要求的，即一个他们能够直接行使政治权力的政权。⑤
    而拉夫劳伯则认为，公元前5世纪中期的埃菲阿尔特斯和伯里克利改革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通过这些改革，民主制才完全建立起来。⑥当然，对于谁是雅典民主制的建立者，古典作家即已存在不同意见。希罗多德明确说道：“克里斯梯尼为雅典人建立了部落和民主政治”。⑦但亚里士多德却认为，梭伦才是雅典民主制的缔造者。在《雅典政制》中，亚里士多德在概括雅典的政治变革时，把梭伦立法看成是雅典民主制的开端，而认为克里斯梯尼改革确立的政体仅仅比梭伦立法更为民主。⑧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重申了同样的观点，认为是梭伦建立起了民主制。⑨同样，把雅典民主政治的诞生看成是革命行动的结果或至少以革命的概念表述它，并非新的发明；对于何时才是革命之关键时刻的争论，也是由来已久。⑩第一个使用“革命”一词来书写雅典历史并“重新发现”克里斯梯尼的历史学家正是19世纪伟大的古希腊史家、英国人乔治·格罗特。他在1846-1856年出版的十二卷巨著《希腊史》中，把讨论克里斯梯尼的一章命名为“雅典的克里斯梯尼革命与民主政治的建立”。他先是敏锐地指出，“希罗多德轻描淡写地记载这场令人难忘的革命的方式，易于使我们忽视其真正的重要性”。而后在评价克里斯梯尼的改革时，他说：
    这就是雅典的第一个民主政体，它产生于对希庇阿斯及其家族统治的反对以及克里斯梯尼和无权大众的难忘合作--无论合作是自发的还是强制的……它确实是一场引人瞩目的革命，它所诉诸的思想以及它所带来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明显变化同样铭刻在了公民心中。（11）
    在1927年出版的《剑桥古代史》中，英国历史学家沃克尔又把埃菲阿尔特斯变成了雅典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认为他的改革“一直被雅典人看成是其政制史上的转折点”。（12）他的说法不仅为后来的查尔斯·海格内特所接受（后者将其《雅典政制史》的一章命名为“公元前462年的革命”），（13）而且还为当代英国古代史家约翰·戴维斯以及彼得·罗兹等所接受。（14）
    对这一由来已久的争论和意见分歧需要进一步考察，因为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它涉及我们如何理解雅典民主政治的根本性质。诚然，学者们之所以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部分原因在于有关公元前6-前5世纪雅典政治史的史料记载极其零散，存在许多空缺。而在有所记载的事件上，又往往语焉不详，对克里斯梯尼改革和埃菲阿尔特斯改革的记载即是如此。（15）更有些事件，又因后来的政治需要或是政治观念的变化，而被赋予新的内涵，梭伦改革即为典型例子。公元前403年民主政治恢复之后，部分保守势力打出回归“祖宗之制”的旗号，意在对公元前5世纪的民主政治施加某种限制，而将他们的诸多主张归于梭伦的首创。（16）
    然而学者们的分歧并非能够全然归咎于史料的缺憾。罗宾·奥什邦在对这一争论进行细致的梳理之后得出结论说，争论的产生更多的是和现代民主政治相关，而非和古代政治的真实情况相关，不同学者的不同政治立场左右了他们各自的看法：
    将某一特定时刻确定为民主政治历史上起决定性作用的转折点的现代学术理路，和古代作家的这类说法一样带有政治色彩，但却基本不关乎古代政治。丝毫不令人奇怪的是，如格罗特这样心系于议会改革的学者，会把这一时刻确定在改革议事会的时候……也丝毫不令人奇怪的是，一代又一代的保守学者会强调埃菲阿尔特斯改革的时刻，以此把他们所称的“激进民主”和他们乐于生活在其中的政体区隔开来……华莱士重拾梭伦的政治改革至关重要这一观点，很难不把这理解成是一个相信政体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一个保守的北美习惯--的人的看法，也很难不把欧伯尔强调“意识形态”重于“制度”的观点……理解为对美国尽管拥有民主政体，但却盛行不民主和反民主行为的不满。（17）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行君主立宪制、具有深厚贵族传统的英国，学者们通常倾向于认为像梭伦、克里斯梯尼和埃菲阿尔特斯这样的改革家扮演了主导角色；而在以革命立国、具有强烈平民色彩的美国，学者们则倾向于认为人民的力量是决定性推动因素。除欧伯尔以外，另一位美国的雅典民主政治研究者华莱士同样相信，“梭伦建立的民主政体既反映了普通民众自信的要求--他们要求分享政治权力，也是这种自信要求的产物”。（18）在所有这些革命的解释背后，似乎还隐约显现出一个深层的影响因素，那就是近代西方一系列伟大的民主革命，尤其是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而且很难不让人怀疑，在晚近的雅典革命论背后，尤其是在欧伯尔的观点背后，起一定推动作用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民主化革命。因为就在此后，西方的古典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举行了一系列极具象征意义的学术活动，热烈庆祝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并将其开端追溯到公元前508/7年的克里斯梯尼改革。（19）并非纯属巧合的是，欧伯尔的论文正是这一时期纪念性学术活动的一部分。
    然而，古代雅典的历史情形可能完全不同于近代西方的民主革命和当代世界中的某些政治变革，通过一场人民大革命决定性地建立起一套政治制度的模式也许并不适用于古代雅典。事实上，即便美国的民主政治亦非一场单一的革命一蹴而就，而是由一系列历史事件所塑造，这不仅包括独立战争和制宪会议，也许还包括南北战争。（20）虽然在一系列引起重大后果的事件中，某一事件的确可以被确定为一个关键时刻，但历史并非总是如此。过于强调一个事件的关键作用，赋予它崇高的地位，往往是历史的简单化解释，甚或是歪曲。对此奥什邦一针见血地指出：
    争论梭伦、克里斯梯尼和埃菲阿尔特斯三人中谁应该被看作民主革命者，而贬低另两人仅仅是“改革家”，似乎是愚蠢的。但是用于解决这一争端的论述对历史学家们技艺的考验达到了极限，以至于他们提出的观点，连他们自己也无法予以证明。即便是最为谨慎的历史学家，对特定史料和特定标准的偏重，已预定了他们的答案。（21）
    因此，笔者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待梭伦改革、克里斯梯尼改革和埃菲阿尔特斯改革，相反，应该把它们看成是相互关联的事件，是历史进程中同样重要的不同环节，在此基础上再试图阐明，为什么从梭伦到伯里克利纵贯一个半世纪的一系列民主化改革，是雅典民主政治确立和发展过程中的必要环节。换言之，促使雅典民主政治产生、发展并始终维持这样一套革命性政治体系的真正动力何在？
    二、革命抑或阶级斗争
    在其“革命”论断中，欧伯尔强调了人民在争取民主化斗争中的作用。他相信在克里斯梯尼改革前后，人民业已“作为一个行动者以自己的权利和名义登上了历史舞台”。（22）在公元前6世纪末的雅典，人民是否已经获得了完全的政治自觉实际上是值得讨论的。（23）希罗多德在记述僭主政治垮台之后雅典的政治斗争形势时说，权力争夺主要在两个贵族克里斯梯尼和伊萨哥拉斯之间展开，但“克里斯梯尼落了下风，乃站到了人民一边”。（24）希腊语中的“人民”一词具有多重含义，既可指整个公民群体，也可表示公民群体中的下层阶级，即相对于精英阶级的普通民众。但无论是在希罗多德的语境中还是在欧伯尔的文本中，“人民”所指的都是社会的下层阶级。希罗多德的记述明确告诉我们，人民业已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成为斗争的一方。这也告诉我们，民主政治并不是随着僭主政治的垮台而自动建立起来的，尽管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把这两者等同起来，也尽管奥什邦批评现代研究者没有重视希罗多德的这一说法。（25）实际上，民主政治是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在距克里斯梯尼改革近一个世纪之前，梭伦的改革同样发源于贫穷的下层阶级与富有贵族之间的斗争。在这一点上，相关的史料记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在梭伦改革之前，“在高贵者和大众之间发生了长时间的斗争，因为雅典人的政体在所有其他方面都是寡头制的，而且穷人自己连同他们的孩子和妻子都为富人所奴役”。（26）普鲁塔克也说：“彼时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分化如此之剧，以至于城邦陷入了革命的边缘，以至于结束混乱维持稳定的唯一办法似乎是建立僭主制。”（27）梭伦本人的诗歌也证实在普通民众和权贵之间存在激烈的矛盾与斗争：
    我给予人民足够的好处，
    既不夺取他们的荣誉亦不给予更多。
    对于那些拥有权力而且因其财富受到羡慕的人，
    我宣布他们不会受到不得体的对待。
    我站立着，用巨大的盾牌抵挡着双方，
    不让任何一方不公地获胜。（28）
    然而，连梭伦的改革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社会现实。在梭伦改革之后，冲突与斗争依然十分激烈。（29）庇西斯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无疑是这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结果。下层阶级与贵族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62/1年，民主派领袖埃菲阿尔特斯在伯里克利支持下采取措施，剥夺了贵族议事会战神山议事会的政治权力，将权力移交给公民大会，（30）旋即他被刺身亡，这说明有时斗争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即使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之下，斗争也从未停止。上层阶级在客蒙和美勒西阿斯之子修昔底德的领导下反对人民的利益，导致他们先后遭到“陶片放逐法”放逐，伯里克利在其中的作用自不待言。（31）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双方的对立愈益尖锐。公元前411年，贵族寡头派利用大量下层公民随舰队出海作战的机会，采取暗杀和恐怖威胁的手段，策动公民大会废除了民主政体，而将政权移交给一个400人的寡头政体。（32）然而下层公民占据多数的舰队在得知消息后，立即开会宣布支持民主政体。（33）四个月之后，寡头政体被推翻，民主政治得以恢复。（34）公元前404年，斗争再次爆发。斯巴达将军吕山德率军占领雅典，宣告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吕山德扶持起一个30人的寡头政体，后世称之为“三十僭主”的统治。寡头政体残忍地屠杀了约1500名民主派人士，民主派则组织武装抵抗，经过流血内战之后，才在公元前403年重建了民主政治。（35）
    在意识形态领域，下层阶级与富有贵族阶级之间的对立同样尖锐。一篇写于公元前420年代的雅典、名为《雅典政制》的政治宣传册子是最好的例证。这篇短篇政论传统上归于色诺芬名下，但其作者已不可考。因其明显的政治倾向，学者们冠之以“老寡头”的称号。在这位雅典政治生活的见证者、很可能还是亲身参与者看来，民主政体之下的雅典政治完全是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斗争与对立。在他的笔下，富有贵族被称为“有价值者”、“富人”、“高贵者”，而下层公民则被称为“卑贱者”、“穷人”、“大众”和“劣等人”。在册子的开头，他旗帜鲜明地写道：
    对于雅典的政体，我不赞成他们选择这种政体，因为通过这一选择，他们倾向于卑劣之人的利益，而非可敬之人的利益。（36）
    因此在作者看来，政体是和特定阶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民主政体维护的是普通公民或下层民众的利益，而不是上层阶级的利益，而他本人显然是后者的代言人。紧接着他进一步说明了雅典的民主政体是如何维护下层阶级利益的：
    一些人会说，他们不应允许所有人一个接一个地在公民大会上发言，或是担任议事会成员，而应该把这些权力局限在最有能力和最好的人中。但在这点上，通过甚至允许毫无价值之人发言，他们最清楚目的何在。因为如果可敬之人发言或担任议事会成员，这会对他们那类人有益，但对民众则无益。但现在是，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站起来发言，如果他是毫无价值之人，他会知道什么是对他自己和他那类人有益的。然后会有人问：“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知道什么是对他自己和民众有益的呢？”雅典人知道，尽管他无知且缺乏道德心，但他的好心比起可敬之人的坏心更有益，无论后者是多么的有技巧和明智。这样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建设理想的城邦，但却是维护民主政体的最好方式。因为民众不想在一个遵纪守法的城邦中当奴隶，而想要自由和当家做主。他们并不太担心目无法纪，因为你所说的目无法纪事实上正是民众力量和自由的基础。但如果你要看到一个遵纪守法的城邦，你首先就会看到有能力之人为着自己的利益制定法律；然后可敬之人会惩罚暴民，自己安排城邦事物，不让那些疯子担任议事会成员和参加公民大会并发言。无论那是多么美好，民众都会陷入被奴役的境地。（37）
    这段话充满了上层阶级对民众的偏见乃至蔑视，把他们称之为“暴民”、“疯子”等，但它却向我们揭示了政体和阶级以及阶级利益的密切关联。雅典的民主政体使得下层公民掌握了政权，继而维护了其利益。而在上层阶级的代表看来，民主政体是不利于自己利益的。反过来，如果下层民众丧失了政权，上层阶级建立起自己的政体，则必然会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奴役下层民众。因此，雅典城邦政治生活的核心是两个对立阶级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这里作者并没有使用阶级一词，除了诸如“可敬之人”、“毫无价值之人”、“民众”等一些模糊的词语以外，也没有明确界定两个阶级的范围，但他所进行的却是实质意义上的阶级分析。也许我们现在无法在他所说的两个阶级之间划定明确的界限，但他本人以及当时的雅典人肯定十分清楚，政治意义上的“可敬之人”和“毫无价值之人”具体指哪两类公民群体，因此现代人眼中的模糊性在雅典人那里并不存在。
    “老寡头”使用的这些政治词语并不是他所特有的，而是希腊人普遍使用的，它们同样出现在修昔底德、色诺芬和柏拉图等人的著作中。（38）它们所反映出的阶级对立与斗争也充斥了古典文献。在柏拉图眼中，现实中的城邦实际上不是单一的城邦，而总是至少包含了两个城邦，一个穷人的城邦，一个富人的城邦，两者相互敌对。（39）亚里士多德不仅是伟大的政治理论家，同时也是希腊政治生活敏锐的观察者，他在《政治学》中写道：“僭主制是一个人的统治，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寡头制是为了富人的利益，民主制是为了穷人的利益。”（40）接着他进一步解释：“对于寡头制和民主制而言，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统治是偶然的，只是因为在任何地方都是富人少而穷人多……民主制和寡头制的真正不同在于贫穷和富有。”（41）因此，城邦主要是穷人和富人的区分，而他们的利益则总是处于相互冲突之中。其中哪一方掌握政权就决定了政体的根本性质。（42）民主制是穷人掌权，寡头制是富人掌权。（43）他进一步评论说，富人会竭力建立寡头政体，而穷人则会建立民主政体。（44）因此，国家从根本上说是利益的冲突，尤其是在民主制中，“平民领袖总是将城邦分成两部分，并向富人发起战争”。（45）
    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这种阶级分析，圣·克瓦尔和芬利都已作过更为令人信服的精辟论述，因此无需赘言。（46）需要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主要在政治理论层面概括希腊城邦政治，和“老寡头”对于雅典民主政治具体情况的分析完全一致：两者都把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阶级划分和阶级冲突看成城邦政治的核心。尽管亚里士多德的分析主要是在理论层面，但毫无疑问，他的依据仍然来自于希腊城邦的政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