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阶级斗争与雅典政治生活的实质
    由上可见，理解雅典民主政治的关键是普通公民与富有贵族阶级之间长期不断的阶级冲突与斗争，而非某一次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当然，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显然，古典作家、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对希腊城邦的政治社会学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十分契合，但在西方古代史研究中，阶级分析法仍然通常为学者们有意或无意地回避。（47）不过，当欧伯尔宣称民众“在直接的政治意义上”获得了自觉，人民业已“作为一个行动者以自己的权利和名义登上了历史舞台”时，他采用的显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然而他非但不承认受到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影响，甚至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不能揭示雅典社会与政治的实质。在之前出版的一部研究雅典民主政治的大部头著作中，他提出人民在意识形态上主宰了精英阶级，言下之意是说，人民对精英阶级发动了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但同时他又否定圣·克瓦尔和芬利采用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对民主雅典社会政治生活的分析，认为“无论是芬利还是圣·克瓦尔，都未能完全解释普通公民和精英公民关系在雅典社会和政治生活运作中的重要性”。他还宣称，他本人的分析“颠倒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分析，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下层阶级在物质层面上没有进行公开斗争的情况下，能够成功进行社会组织的重大变革”。（48）欧伯尔的意图主要是为了解释在他看来成其为问题的雅典城邦现实，即政治平等与社会不平等（亦即财富和地位的不平等）之间的矛盾。为此他提出，在民主政体下取得政治平等和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人民之所以能接受财富的不平等，是因为精英阶级透过诉讼演说和政治演说，与人民以及民主政治达成了调和。一方面，精英阶层通过演说把自己描绘成接受人民民主、甚至和人民打成一片、是人民之一员的形象；另一方面，又极力说明他们的财富和地位优越性均有益于城邦和人民，因而是与民主政治相符合的。由此人民在坚持要求政治平等的情况下，接受了精英阶级优越的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平等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矛盾主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通过象征的方式得以解决。（49）其言下之意是，雅典的社会矛盾不是通过物质利益层面上的斗争而调和的，从而否定了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对雅典社会与政治做出的解释。不过他的表述值得仔细推敲。实际上，他想让读者相信在雅典不存物质层面的阶级斗争，但却又不能直截了当地这么表述。因为即使他口头上不承认，实际上他很清楚，如果直接说没有物质层面上的斗争，则明显有悖于史料反映的情况，他的理论也就完全失去了说服力。因而他不得不用“没有进行公开斗争”的软弱辞令自圆其说，而这恰恰是其观点的弱点所在。不难看出，美国一面推行民主、一面确保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从而认可了财产不平等的制度和社会模式，实际上深深影响了欧伯尔对于雅典社会与政治的解读。
    认为“没有进行公开斗争”事实上意味着至少不得不承认存在不公开的斗争。但是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斗争是否公开，而在于是否存在持续的物质层面上的斗争。“老寡头”所描述的雅典政治生活现实以及亚里士多德基于近距离观察所进行的总结告诉我们，阶级利益实际上是冲突的核心。公元前5-前4世纪的雅典演说家吕西阿斯的话同样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他说道，“没有人天生是寡头派或民主派，对个人来说，只要一个政体是有利可图的，他就迫切希望这个政体建立起来”。（50）与希腊所有的城邦一样，在古代雅典，物质利益常常是政治斗争背后的实质问题，正如芬利在论述古希腊罗马城邦政治的一般情形时所说的：“总之，古代作家的看法没错，只要是穷人或多或少直接卷入的政治冲突，幕后都有着对于土地和债务问题的不满；他们所反映出的上层阶级的担忧也没错，激进的要求可能会从幕后走向前台。我认为，在民众对政体改革和选举、对政治冲突的兴趣背后，隐藏着实质性的问题。”（51）圣·克瓦尔则说得更为明白，城邦的政体之争实际上是对国家掌控权的争夺，而这一争夺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民主政治使人民得以保护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免受剥削。（52）雅典的下层阶级一定也认识到，民主政治不仅保障了他们出席公民大会、担任陪审员、议事会成员和城邦官员的权利，而且保障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比如他们在参加城邦公共活动时可获得补贴。因此，政治斗争始终直接关乎物质利益。
    另一方面，雅典民主政治不仅保障了人民的经济利益，而且还用看似温和、但在精英阶级掌权的社会（包括现代西方民主社会）中几无可能的方式，进行了财富再分配。城邦最主要的财政开支由富有公民无偿承担，普通公民则免于任何赋税。这些开支包括公共节日的活动费用尤其是戏剧演出的费用和维护舰队三层桨战舰的费用，这些费用由城邦通过一个称作“公益捐助”（leitourgia）的制度，每年指定一些最为富有的公民承担。而这一制度正是在民主政治确立后，于公元前5世纪初期建立起来的。（53）根据戴维斯的权威性研究，在公元前5-前4世纪，承担这些支出的富有雅典公民人数从公元前5世纪的400人达到公元前4世纪的1200人。（54）虽然没有资料表明富有公民公开地集体抵制这一做法，但现存的法庭诉讼演说中记载的“财产交换”（antidosis）案例揭示出，富有公民其实不愿承担城邦的支出。（55）我们知道，至少在公元前4世纪，“公益捐助”的负担如此之重，以至于许多富人无力独自承担维护一艘战舰的费用，城邦不得不指定多名富有公民共同承担。（56）除了“公益捐助”外，雅典城邦并不直接向公民征收固定税收，只在遭遇战争和财政困难时，才征收临时税（称为eisphora），但仍只向富人征税。对于这种财富的再分配，精英阶级成员十分不满，这在古典文献中屡有表达。“老寡头”就曾夸张地抱怨道：“人民不断要求为他们的歌舞、赛跑以及出海支付金钱，以使他们获得财富，因而使富人变得穷困。”（57）公元前4世纪的演说家伊索克拉底抨击说，在“平民领袖”的领导之下，雅典“充满了悲哀”，“因为一些人只能向他们自己倾诉和抱怨他们的穷困潦倒，另一些人承担许多的义务，包括公益捐助和与捐助团及财产交换联系在一起的麻烦。这些是如此烦人，以至于有财产的人觉得生活的负担甚至比那些贫穷的人都要沉重。”（58）在《论性格》中，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作家特奥弗拉斯托斯甚至让他笔下的“寡头性格人物”控诉道：“要到何时我们才不会被公益捐助和战舰捐助弄得倾家荡产？”（59）
    雅典这种财政制度的政治含义并没有引起学者们足够的重视，但却是我们理解雅典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视角。在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富裕阶级占据统治地位，他们绝不会自愿无偿耗费大量个人钱财承担国家财政支出，而让下层阶级免于税赋。事实通常正好相反，富有的统治阶级通常会利用其有利地位和政治权力攫取财富，而将负担转嫁给下层阶级。共和国后期的罗马是个极好的例子。公元前2世纪后期，鉴于作为共和国基石的小农因失去土地而大量破产，统治阶级内部具有远见的政治家格拉古兄弟力图改革，将国家公有地分配给农民，以挽救共和国。但此举因波及贵族阶级的利益而受到他们的竭力反对，他们甚至不惜采取极端的暴力手段，屠杀了格拉古兄弟及其支持者。（60）如果为了维护其统治，连牺牲少部分自身利益的改革，罗马的贵族阶级都不能接受的话，那么雅典富有公民无偿承担国家财政支出的行为，就需要给予合理的解释。在此，任何道德高尚或者公益心的说法都不能令人信服。唯一合理的解释似乎是，下层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民主政治迫使富有公民贡献自己的财富，用于城邦的公共支出。就是说，通过富裕的精英阶级承担国家开支这种看似温和的方式，民主政治实际上进行了比任何现代政权都更为激进的财富再分配。依此来看，物质层面上的斗争不仅存在，而且是政体争夺的关键因素。
    四、结论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处于民主政治之下的雅典，始终存在着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之间的斗争，而且民主政治的生存以及普通公民对城邦统治权的掌控，都取决于对反民主势力即上层阶级进行毫不妥协的和持续不断的斗争。这种斗争并非欧伯尔所想象的那样，纯粹是意识形态上的，它不仅是政治斗争，也是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或者说对于城邦政体的争夺之所以成为焦点，恰恰是因为不同政体代表了不同阶级的利益。欧伯尔不得不承认古典时代的雅典存在经济上的阶级划分，而且他甚至不得不承认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但他却拒绝承认在物质利益层面存在阶级斗争，因此被迫得出结论说，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意识形态上通过各种象征性方式得以调和”。（61）其理论的致命缺陷在于，他不仅过分强调了意识形态的作用，更为严重的是，他从根本上把意识形态领域和物质利益领域割裂开来。（62）这种通过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调和”社会经济不平等的说法，实际上和他所阐述的人民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拥有主导权的说法在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正如一位论者所说，欧伯尔的困境在于，他和其他一些西方学者一样，在研究方法上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但又因为冷战宣传的遗毒，而感到不得不“保护他们自己，以免受到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可以料想到的指控”。（63）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与其孤立地看待公元前6-前5世纪雅典的诸次改革，试图从中寻找一次明确的决定性革命，不如把它们看成是相互联系的历史进程，转而寻找推动这一进程的根本动力。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具有启发性。雅典民主政治从根本上说是下层阶级的统治，他们通过同在根本上反民主的上层阶级进行不断的、公开的或不公开的斗争，而得以维系其统治权。这种斗争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同时也是经济上的。实际上不同层面的斗争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一方面的斗争必然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利益，试图将它们分离开来是荒谬的。换言之，雅典民主政治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的产物，（64）而是通过一个不断的阶级斗争的过程确立起来的。毕竟，古希腊人并没有发明一个意思为“革命”的词语，但他们会立即明白斗争或者冲突的意义，因为“冲突”（stasis）是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政治词语。这个词包含了丰富的含义，包括政治竞争、斗争乃至内战。正如芬利所敏锐观察到的，“冲突”是希腊城邦政治的核心所在。（65）如果要把雅典民主政治的兴起看成是一场革命的话，那么它是一场不同性质的革命。它首先是一场关于如何建立社会政治秩序的思想革命，一场将这种全新的思想付诸实践的革命，这场革命持续了至少一个半世纪之久（从公元前6世纪初至前5世纪中期）。简言之，民主政治产生于下层阶级针对上层阶级全方位的长期斗争，也由这种斗争所维系。如果没有这种斗争，民主政治既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成功付诸实践，更不可能维系近两个世纪之久。
    注释：
    ①雅典历法中的一年跨越公历前后两年，大约起于公历上年7月初，止于公历下年6月末。如果根据文献记载只能确定事件年份，而不能确定具体季节或者月份，则无法确定属于公历哪一年，因此学术界通常标出前后两年。此处“公元前508/7年”即指公元前508年7月至公元前507年6月这一年。
    ②Josiah Ober,“The Athenian Revolution of 508/7 B. C. E. : Violence, Authority,and the Origin of Democracy,”in C. Dougherty and L. Kurke, eds., Cultural Poetics in Archaic Greece: Cult, Performance,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isty Press, 1993, pp.215-232.
    ③Josiah Ober,“The Athenian Revolution of 508/7 B. C. E. : Violence,Authority,and the Origin of Democracy.”亦见Josiah Ober,“Revolution Matters: Democracy as Demotic Action （Response to Kurt A. Raaflaub），” in I. Morris and K. A. Raaflaub, eds., Democracy 2500? Questions and Challenges, Dubuque, IA: Kendall/Hunt, 1998, pp. 67-85; Josiah Ober,“‘I Besieged That Man’: Democracy‘s Revolutionary Start,”in K. A. Raaflaub, J. Ober and R. W. Wallace, eds., Origins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p. 83-104.
    ④沃尔特·埃德尔（Walter Eder）是一个明显的例外，他认为雅典民主政治产生于贵族阶级的政治竞争，而非革命。参见Walter Eder,“Aristocrats and the Coming of Athenian Democracy,”in I. Morris and K. A. Raaflaub，eds.，Democracy 2500? Questions and Challenges，pp.105-140.但华莱士敏锐地批评道，认为民众缺乏自信、尚未完全摆脱对世袭贵族依赖的观点类似于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雅典保守派理想化了的家长制社会观念，他指出，“这种精英主义的家长制模式影响了现代人关于民主制起源的思考，部分是出于两方从中世纪社会政治等级秩序向现代参与制国家转变的熟悉观念，部分则是出于和某些当代社会的明显相似。（据说）在这些社会中受到践踏的民众数百年间都顺从于傲慢而独揽大权的上层阶级，使得民主政治难以发展。”参见R.W.Wallace,“Revolutions and a New Order in Solonian Athens,” in K. A. Raaflaub, J. Ober and R. W. Wallace, eds., Origins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 pp. 71-72.
    ⑤R.W. Wallace,“Solonian Democracy,”in I. Morris and K. A. Raaflaub, eds., Democracy 2500? Questions and Challenges, p. 11.
    ⑥K. A. Raaflaub,“Power in the Hands of the People: Foundations of Athenian Democracy,” in I. Morris and K. A. Raaflaub, eds., Democracy 2500? Questions and Challenges,pp. 31-66; K. A. Raaflaub,“The Breakthrough of Dēmokratia in Mid-Fifth-Century Athens,”in K. A. Raaflaub, J. Ober and R. W. Wallace, eds. , Origins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 pp. 105-154.
    ⑦希罗多德：《历史》（Herodoti Historiae，Scriptorum Classlcorum Bibliotheca Oxonien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7），VI，131.1.“部落”在此指克里斯梯尼创建的十部落。在叙述公元前501年雅典人对贝奥提亚人和卡尔基斯人（Chalcis）的战争取得胜利时，希罗多德评论道：“很显然，不仅仅是从一件事，而是从所有事情都可看出，自由（isegoria）是一件重要的事。当雅典人被僭主统治之时，他们在战争中不比任何邻邦强，但当他们从僭主政治中解放出来后，他们至今都是最好的。这表明，当他们受到压迫时，他们就像为主人劳作一样，变得怯懦，但当他们获得自由后，每个人都迫切渴望为自己建功。”（V，78）这段话表明，希罗多德认为民主制是在僭主制被推翻之后建立起来的，这和他所说的克里斯梯尼是民主制的建立者相吻合。
    ⑧亚里士多德概括了雅典城邦经历的诸次政体变革，他认为“第三个政体是在梭伦时期的斗争之后，民主政治从此开始……第五个政体是僭主制被推翻之后的克里斯梯尼政体，它比梭伦的政体更为民主”。参见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Aristotelis Atheniensium Respublica, Scriptorum Classicorum Bibliotheca Oxonien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0），41.2.对于《雅典政制》是亚里士多德本人所撰，还是其弟子在他的指导下所撰，学术界存在争议。参见P.J.Rhodes, 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58-63.不过考虑到亚里士多德和其弟子在这点上很可能持相同观点，这种分歧并不影响本文的论述。
    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Aristotelis Politica, Scriptorum Classicorum Bibliotheca Oxonien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1274a1-3.
    ⑩对于这一学术理路的详细梳理，参见R. Osborne,“When Was the Athenian Democratic Revolution?”in Simon Goldhill and Robin Osborne, eds., Rethinking Revolutions through Ancient Gree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0-28.
    （11）George Grote, A History of Greece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Close of the Generation Contemporary with Alexander the Great, vol. 3, London: John Murray, 1904, pp.348, 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