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反思史学”的产生，有着强烈的时代意识和参与精神。它与以往那种难以满足现实生活需要的传统史学规范和原则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时代感”与“危机感”、“参与感”与“冷落感”等矛盾，在历史学领域较突出地反映了出来。在这对矛盾的引发下，“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成了史学在新时期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反映了史学观念的转变和更新，也反映了中国史学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并成了中国史学新发展的重要契机。
    历史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历史与现实、认识与实践的联系在历史认识层次上的体现。历史事实、现实实践、理性观念三者的结合，形成了历史学内在的总体性结构形式。在这里，持理性观念的历史学家，则是联系历史与现实的纽带。理性观念是历史认识的主体，反映的是史家的主体意识。从这意义上说，史家在以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实现史学的社会功能时，其自身主体意识的建立与强化，乃是成功的关键。因此，观念意识的更新，史家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史学内在素质因素转化的核心内容，也是反思史学的重要方面。
    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传统使中国人治史有一套内容丰富却又模式固定的方法，以至于从古到今中国史学的内部深处都凝聚着中国传统史学的许多理论与方法，尽管在这些理论与方法之上又多少涂抹着各个时代人的思想观念的色彩。“其或继周者，虽百世而可知也；”“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述往事，知来者”；“鉴古知来，以资于治道”；“无古不成今；”“古为今用”……等等，似乎已成了一种十分顽强的史学观念模式。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史家在对历史与现实承继关系的强调中，既有主张历史是现实发展的基础的，也有把对自己历史的认识作为现实道德、伦理、政治功利的一项主要内容的。就此则导致了两种历史学文化现象：侧重于前者，往往会情不自禁地认为“历史就是历史”，从而提倡“为历史而历史的”研究历史，以隔绝历史与现实的任何关系作为代价，来建立和维护历史学的所谓独立性与自主性；偏向于后者，则常常失之于虚妄、狂乱，甚至于不惜曲解历史、歪曲史实来为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政治服务。实际上，这两种治史方法都难以启迪、帮助人们去真正认识历史，把握现实，而只能导致将历史学视为玩物丧志、向后看的无用物或将历史学看作是服务于现实利益而可以随意编写的现象出现的深层文化因缘。如中国传统史学具有可供不断挖掘的丰富内容一样，当代中国史学也有着它不可低估的地位和成就。然而，它也曾经在上述两个方面严重失过误，并在现实生活中起了十分不良的作用。
    痛定思痛，史学工作者“厌弃了把历史当作随意摆布的玩偶，充当‘配合’各种政治运动、实行各种名目‘大批判’工具的做法；”③为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为使历史学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理论上阐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建立史家的主体意识成了一件十必分要的工作。于是历史学家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及史学家主体意识等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广泛的探讨。尽管在讨论中，论者常常由于对命题理解上的歧义而产生不同的意见，但有一点是基本一致的，即中国史学应该严肃慎重地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既要适应时代、社会政治的客观要求，也要保持、维系历史学本身所具有的独立性、自主性、学术性。过去那种把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片面、狭隘地理解成是历史为政治、甚至是为某一时期的政策、方针服务的思想，只会因丧失了历史学的个性特征而难免出现仅有批判、应景文章而无学术专著、论文的可悲现象。同样，主张“为历史而历史”、将历史学封闭在象牙塔里的思想，也是没有生命力的。史学工作只有不断研究并回答现实生活所提出的问题和疑问，中国史学才会有广阔的前途和旺盛的生命力。所有这一切表明：中国史学工作者的主体意识已在时代生活的强大推动下自觉、自主，并寻找史学发展方向了。这股强大而又清醒的史家主体意识，已经把中国史学从狭隘片面、程式化的理论方法的束缚中解救出来。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因理性的深层思维而出现的各种新型现象和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无疑是与中国史学工作者对于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正确把握、深刻理解分不开的。
    人类历史的核心内容是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自然也受到人类社会总体实践过程的制约。因此，史学工作者，首先要正确理解现实社会，然后才能以清醒的、富有理性精神的史家主体意识去指导自己的史学研究，才能突破旧的史学理论，并形成新的研究方法。历史学也会因此具备独立的性格、自主的能力。倘若史学工作者没能深刻理解与把握现实社会，他即使在外在要求在驱使下进行史学研究也难以形成震撼人心的巨大成果，并最终会使历史学的发展出现困顿和危机。当然，现实社会也不应该以某种政治、道德至上的专制姿态来蛮横地左右、统治史学的生存与发展。
    历史学在研究、认识历史时，也应以自己的独立性、自主性、学术性来适应并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如果历史学能在现实社会中起到自己应有的文化作用，成为人们思想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历史学就可以随着时代、生活的变异而不断自我完善、自我创新。做到了这一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就能在史家主体意识里作为新的理论、方法产生、形成的前提与基础了。至少，中国史学可以按着它本身的特点不断发展，而不会因为它与现实生活的非正常关系而步履维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