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阿义屈达干：卒于上都胜业坊之私第。见《康公神道碑》，《全唐文》卷342。
    李（安）抱玉：居于长安修德坊。见徐松撰，张穆校补《唐两京城坊考》卷4第103页。
    李（安）国珍：卒于长安光德里。见《李国珍墓志》，《全唐文补遗》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曹惠琳：终于通化里之私第。见《曹惠琳墓志》，《全唐文补遗》第1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页。
    安令节：终于醴泉坊之私第。见《安令节墓志》，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5页。
    安万通：终于长安普宁坊。见《唐安万通砖志》，《全唐文补遗》第2辑，第129页。
    安菩：卒于长安金城坊。见《安菩墓志》，《唐代墓志汇编》上，第1104-1105页。
    曹明照：终于居德里之私第。见《曹明照墓志》，《唐代墓志汇编》上，第1284页。
    米萨宝：卒于长安崇化里。见《米萨宝墓志》，载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92页。
    米亮：居崇贤里。见温庭筠《乾子》；徐松撰、张穆校补《唐两京城坊考》卷4，第111页。
    米继芬：终于醴泉里之私第。见《米继芬墓志》，《全唐文补遗》第3辑，第143页。
    何少直：终于长安万年县常乐里。见《何少直墓志》，《全唐文补遗》第2辑，第581页。
    何文哲：终于长安县义宁里。见《何文哲墓志》，《全唐文补遗》第1辑，第282页。
    石崇俊：终于群贤里之私第。见《石崇俊墓志》，《全唐文补遗》第4辑，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2页。
    石忠政：邑崇仁里。见《石忠政墓志》，《唐代墓志汇编》下，第2086页。
    史思礼：终于兴宁里之私第。见《史思礼墓志》，《全唐文补遗》第3辑，第75页。
    李素：终于静恭里。见《李素墓志》，《全唐文补遗》第3辑， 第179页。
    卑路斯：于醴泉坊置波斯胡寺。见宋敏求《长安志》卷10。
    安元寿夫人翟氏：卒于京怀远里第。见《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何文哲原夫人康氏：终于延寿里之私第。见《何文哲墓志》。
    史诃耽原夫人康氏：终于雍州长安县延寿里。见《史诃耽墓志》，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安金藏：居醴泉坊。见宋敏求《长安志》卷10。
    以上所列的24人中，有7人的宅第在长安城朱雀街东， 即康志达所在的永乐里官舍，安禄山所在的道政坊、亲仁坊，康阿义屈达干所在的胜业坊，何少直所在的常乐里，石忠政所在的崇仁里，史思礼所在的兴宁里，李素所在的静恭里，均在长安城朱雀街东万年县所领五十四坊之中。其余17人所在的修德、光德、通化、醴泉、普宁、金城、居德、崇化、崇贤、义宁、群贤、怀远、延寿等，均在朱雀街西长安县所领五十四坊之中。由此可看出，中亚诸国之上层人物集中居住在长安城西。如果我们对照一下《唐两京城坊考》中西京外廓城图，就会发现城西胡人第舍所在坊第，分布密集而集中，除通化坊在长安朱雀街西从北第二坊外，（注：《唐两京城坊考》卷4此坊缺， 此见《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第160页。）其他如普宁、义宁、居德、群贤、崇化、金城、 醴泉、怀远、延寿、崇贤、光德等，均位于长安城西之西北隅，而且呈环绕式有规律地分布于西市周围。这就很能说明一个问题，即长安城西北隅应是一个胡人聚居区，其中不仅包括商胡，亦包括不少中亚上层贵族。
    当然，如前所述，长安街东亦分布有一些中亚贵族宅第，不过他们所在坊第数目比街西少得多，且分布零散，居亲仁坊的安禄山，胜业坊的康阿义屈达干，均为漠北投诚之人，故另赐宅第。波斯人李素虽在靖恭坊，考虑到李素生前曾任职司天监，而司天监位于街东永宁坊，（注：《唐两京城坊考》卷3“永宁坊”条，第62页。 ）李素之居于街东靖恭坊也就不奇怪了。所以长安街东并非胡人聚居区，仍以街西为主。
    另外，根据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分析研究，但凡有中亚粟特人聚落的唐朝州县都有祆坊和祆所。（注：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信仰》，《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64页。 ）根据宋敏求《长安志》所载，长安城有四处祆祠，分布在布政坊西南隅、醴泉坊西北隅、普宁坊西北隅、靖恭坊街南之西。（注：（宋）宋敏求著、（清）毕沅校正：《长安志》卷9“靖恭坊”条，第213页；卷10“布政坊”条，第230页； “醴泉坊”条，第239页；“普宁坊”条，第244页。）又，姚宽《西溪丛语》载长安崇化坊亦立有祆祠，（注：（宋）姚宽撰、孔凡礼点校：《西溪丛语》卷下“穆护歌”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2页。）这一点为长安出土《米萨宝墓志》所证实。（注：西安出土有《米萨宝墓志》，云米萨宝卒于“崇化里”，而其本为一火祆教教长，从而印证了崇化坊有祆祠的事实。参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91-92页。）祆祠内往往设有萨宝府官、胡祝等职，（注：（宋）宋敏求著、（清）毕沅校正：《长安志》卷10“布政坊”条。）均由中西亚火祆教徒担任，米萨宝大概为崇化坊一火祆教长。除此之外，波斯及中亚诸国人又有不少景教徒及摩尼教徒，《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唐初在义宁坊设有大秦寺，另外宋敏求《长安志》亦记醴泉坊街东有波斯胡寺，是唐应波斯王子卑路斯之请所置，陈垣先生认为大秦寺及波斯胡寺均为景教寺院。（注：（宋）宋敏求著、（清）毕沅校正：《长安志》卷10“醴泉坊”条、“义宁坊”条，第245页； 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321页。 ）这些寺院所在地方，除靖恭坊所在祆祠在街东外，其余均在街西，分布于“西市”周围。如西市东北郊的布政坊祆祠、西南部的崇化坊祆祠、北边的醴泉坊祆祠和波斯胡寺、西北的普宁坊祆祠和义宁坊大秦寺。这些寺庙的集中分布，可知它们在当时为波斯及中亚诸国官员、商人的宗教活动场所，亦是他们内部交往的文化活动中心，从一侧面反映了当时胡人聚居情况。
    从另一方面考虑，当时长安西北隅出现这么一个庞大的胡人聚居群，应与他们自身的习俗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入华之中亚胡人（主要是粟特人），大都有聚族而居的习惯，以便保持自己本民族的特性。如罗卜泊、伊吾、敦煌、凉州，大都有粟特聚落，他们到了长安，也依然保持这种聚族而居的习惯和特点。不过，同上述地区所不同的是，在长安这个大都会中，这种特性不会维持很久，他们不管是入仕为官，还是经商兴贩，或是布经传道，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广大汉人打交道，并接受汉族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影响，所以这些人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性的同时，自觉与不自觉地开始了汉化（或称“华化”）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