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教方面来看，有两种汉化趋势：一种趋势是有很多中亚祆教徒、景教徒等本身为了传教的便利，开始主动学汉语，改动其经典，以适应周围广大汉族的习俗。伯希和（P.Pelliot ）从敦煌携走的文书中就有汉文景教抄本，如《景教三威蒙度赞》及《尊经》等，其中《尊经》列举了著名的景教僧景净译出的30种经书的名称；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亦是汉文与叙利亚文对照，（注：张广达、王小甫：《天涯若比邻--中外文化交流史略》，中华书局（香港）1988年版，第 122页。）因而其自身开始汉化。另一种趋势是许多中亚人因种种原因，改信已中国化之佛教，而随之汉化。
    中亚诸国人来华者有很多为祆教徒，亦有景教徒与摩尼教徒，故长安地区设有祆祠、景教寺（大秦寺）与摩尼寺。（注：关于长安设摩尼寺情况，（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回鹘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师为之立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6页。）这些人来华既久，已逐渐采用中国习俗。如前引长安发现的《米萨宝墓志》，萨宝即祆教教职，向达先生推测米萨宝或即长安之一火祆教长。米萨宝卒于天宝元年（742）， 其来长安大概时间已久，故死后立有墓志。长安发现墓志应属于祆教徒的还有安万通。前引《唐安万通砖志》记载安万通“先祖本身西域安息国……大魏初，君高祖安但奉使入朝，帝恭其□□□□□□□三品，位至摩诃萨宝……”。安万通之高祖安但因“奉使入朝”而受到特别礼遇，官至相当于三品大员的摩诃萨宝。萨宝是梵文waha的译音，这个词基本是mahaj，即大、伟大之意。“摩诃” 一词在中亚被广泛使用，有的粟特人用之作名字，也译作“莫贺”，摩诃萨宝之职位应高于萨宝。（注：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第187-189页。）考虑到这个背景，又加之万通生前所居之地为长安普宁坊，而唐在普宁坊设有祆祠，此安万通很可能亦为祆教徒，但从其立墓志情况看，似已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了。
    波斯人中亦多有祆教徒。1955年在距发现《安万通墓志》的西安西郊枣园村不远的土门村，出土了一块《唐苏谅妻马氏墓志》，石上半部刻有中古波斯语之婆罗钵文（巴列维文），横书六行；下半部为汉文，直书七行。汉文志文为“左神策军散兵马使苏谅妻马氏己巳生，年廿六，于咸通十五年（874 ）甲午[岁]二月辛卯建二十八日丁巳申时身亡故记”。婆罗钵文志文翻译如下：此乃已故王族，出身苏谅[家族]之左神策骑兵之长的女儿马昔师（Māsī），于已故伊嗣俟（Yazdakart）二四○年， 及唐朝之二六○年，常胜君王崇高之咸通十五年，[波斯阳历]十二月五日建卯之月于廿六[岁]死去。[愿]其[住]地与阿胡拉·马兹达及天使们同在极美好的天堂里。祝福。（注：[日]伊藤义教：《西安出土汉、婆合璧墓志婆文语言学的试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 ）阿胡拉·玛兹达为祆教之主神，志文说明苏谅及其妻马氏均为祆教徒，且都是波斯人。婆罗钵文（巴列维文）是用阿拉美字母拼写的中古波斯语，在长安有人使用婆罗钵文，恐是已知关于这种文字使用的最东界限。（注：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年第 9期。）从墓志中可看出苏谅一家在唐咸通年间（860-873）（马氏卒于咸通十五年）仍保持着波斯祆教传统，如信奉阿胡拉·玛兹达神，使用婆罗钵文字及波斯纪年。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苏谅家族在长安已历任几代军职，汉文墓志部分采用汉文标准纪年，且婆罗钵文中亦将唐“咸通”年月与伊朗历并用，说明他们已有一定程度的汉化。
    长安之景教徒情况随着近年来考古发现也有所了解。如西安西郊出土的《米继芬墓志》云：“公有二男，长曰国进，任右神威军散将，宁远将军……幼曰僧慧圆，住大秦寺”。按大秦寺为景教寺院，景净所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云：“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大秦寺又名波斯胡寺，前引《长安志》载：（义宁坊）街东之北波斯胡寺，下注“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寺胡僧阿罗斯立”。而仪凤二年（677）， 波斯王子卑路斯曾请于醴泉坊置波斯寺。此波斯寺应为大秦寺，可知长安米国人中有景教徒。不过，从其父采用当时汉族墓志等形式的情况推测，其幼子景教僧慧圆也有汉化之迹象。
    最近，荣新江先生对1980年在西安西北国棉四厂职工子弟学校操场出土的波斯人李素及其妻卑失氏的墓志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出李素家族应是入仕唐朝的一个波斯景教家族。他提出：李素六子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景”字，如李景铣、李景伏、李景亮等，而“景”字是景教徒中最常见的字。以景字命名的大秦寺僧有不少，如景净、景福等。李素曾在司天台任职，曾主持翻译过《聿斯四门经》等天文学经典。此经见于敦煌发现的景教写卷《尊经》所列景教经典目录中，这些景教经典都是大秦寺景教高僧景净在建中、贞元年间所译，正好也是李素组织翻译《聿斯四门经》之时，所以李素诸子以“景”命名，或许暗示着这个家族固有的景教联系。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由于李素字文贞的“文贞”就镌刻在《景教碑》侧叙利亚文和汉文对照书写的僧侣名单左侧第三栏，作luka（路加）／文贞。（注：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伊朗学在中国论集》（第二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8-89页。）李素家族应为波斯景教徒无疑。不过从志文中可看出，李素诸子均在长安地区和河内道任职，其五子已成为乡贡明经，第六子为太庙斋郎，可见李素一家基本汉化了。
    关于长安之摩尼教徒情况，碑石墓志均未有发现，笔者对此还不十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