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盖斯迈尔建立工业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生产商品，这就完全突破了中世纪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在盖斯迈尔看来，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完全必要，不仅不应当反对商品生产，而且还应当想方设法来增进商品的质量。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里，盖斯迈尔的这些想法是非常现代的。在盖斯迈尔的工业区里，工业不是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附属物或一种补充而存在的，而是与农业、矿业、商业并立的一种主导性产业。工业区里生产丝绸衣料、帽子、黄铜制品、天鹅绒、鞋子和其他物品，不仅要在特里恩特销售，而且还要在国土的各地设立商店，原则是“工业品在哪里可以卖出价钱就在哪里设立中心”。与马丁·路德不同，盖斯迈尔并不反对生产和销售奢侈品，例如，特里恩特工业区生产天鹅绒，而不具备生产能力的香料（马丁·路德视香料为奢侈品），[2]173-202还要特地从外地或外国来进口。这充分表明盖斯迈尔具有远比马丁·路德更为开放的经济观。事实上，盖斯迈尔完全尊重和认可近代经济体制，他所要做的，只是如何去改进这种体制，使其更加完善，更加具有竞争力。商品生产和销售完全突破了中世纪自然经济的传统模式，不仅弥补了蒂罗尔地区粮食生产不足的弱点，而且还给政府和国民带来莫大的经济收益，可谓是一举多得。
    对物价进行管理是《蒂罗尔宪章》中最能够体现出盖斯迈尔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部分，表现为政府官员调控物价（矿业、农业、工业产品的价格）：
    为了使商业活动走上好的秩序、取缔过高收费的欺骗行径、发扬公平交易和优质生产，在国土上应指定一个地方进行集中的商业管理。
    很有理由没收他们的财产，因为他们的钱财是靠不正当的高利手段吸取人民血汗得来的。他们的钱还来自于对普通百姓和对工人的欺骗，他们用不值钱的货物来支付工人的工资。这些货物的真正价值其实还不到工资的一半。他们抬高香料和其他物品的价格，靠的是囤积贵卖的办法。他们垄断海关物品的销售，抬高这些物品的价格，这样用非基督徒的高利贷办法加重了整个世界的负担。通过这些办法他们积聚起了诸侯般的财富。现在他们将遭到了惩罚，其行为也将遭到禁止。[6]142
    盖斯迈尔在这几段话中举出了由官员来管理物价的目的：防止奸诈之徒任意抬高物价、压低工人工资的不法之举，以此来获得生产、流通领域中的公平和公正。为了防止业主欺诈，盖斯迈尔还提出用货币来支付员工工资，而不是像以往业主所做的那样，用不值钱的东西支付工资，达到以不法途径剥夺劳动者血汗的目的。
    因为贸易和工资都需要用到货币，那么，货币的质量就显得极为重要。盖斯迈尔的做法，就是要做到货币中贵金属的含量与币值相符合，以此来保证货币的稳定性：
    一种稳定的像西格蒙德皇帝时代那样的货币将被建立。现在流行的货币将被废除，外国货币若其价值与我之货币必须经过重新衡量才能确定者，将不再使用。一切货币若其价值可以同我货币直接比较者将被接受。教堂和上帝之家中的所有圣餐杯和贵金属将进行回炉，用以铸造于公众有益的钱币。[6]142
    据我看来，盖斯迈尔的货币改革措施，完全是针对当时蒂罗尔货币混乱的具体情况而提出的。然而盖斯迈尔还考虑到外国货币对蒂罗尔的冲击，因而提出了以货币中贵金属的成分来兑换外国货币。据此而论，盖斯迈尔所要建立的绝非是一个封闭的领地国家，恰恰相反，他的国家正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因而他执意要进行货币改革，以求在发展国际贸易的同时降低成色不足的外国货币对蒂罗尔经济的损害。
    在税收方面，《蒂罗尔宪章》中也有明确的规定，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条原则：
    1.赋税问题（是否需要取消，是否根据神法来征税，是否要在某年减免赋税），要由全体人民来决定。
    2.为了公共利益，是需要征税的。因为它可用于防卫基金，预防有可能遭到的不测发生。
    3.关税和通行税的问题，认为本着公共利益的精神应予以取消。然而在边境上要适当保留，具体做法是进口免税，出口需要纳税。
    4.什一税是每个人出于公共利益而缴纳的税，它将用于在各教区聘任一个牧师。根据圣·保罗的教导，牧师教导上帝之言。牧师的费用将光荣地由什一税来支付。应根据他的需要来付给，多余部分用于救济穷人。对穷人应持照顾态度，以避免沿街乞讨的乞丐、流浪者和有劳动能力的但却失业的人数增加。
    5.如果什一税不足以承担牧师的开支和救助穷人，人们应根据自己的能力忠实地交纳救济金。
    6.公民的收入情况和他们的纳税状况尽可能地要求统一。
    在上述六条原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两条，即“进口免税，出口需要纳税”和“什一税用于承担牧师的费用和救助穷人”。
    进口不征税、出口要纳税的做法，正好与当时欧洲和德国其他地方征收关税的做法相悖。为了资本积累，欧洲诸国和德国诸侯非常害怕自己国家或领地的贵金属外流，为此征收进口税以保护自己。为了使自己国内的商品能够外销，往往又采取出口免税的政策。英国历史学家汤姆·斯科特（Tom Scott）认为，这样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危害邻国的自私行为，即“通过损害其他国家的经齐来保护本国的经济”[2]173-202盖斯迈尔却采取了与此完全相反的关税政策，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维护邻国的利益，保证邻国的商人能够获得可观的利润，二是为了限制本国的商品出口，以保证商品在国内低廉的价格，因为在盖斯迈尔的国土上，商品是按照它们的实际价值进行交换的。考虑到蒂罗尔是生产银矿的地区，再考虑到蒂罗尔进口的只是富人才享用得起的奢侈品香料，就能够明白盖斯迈尔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保护一般的民众，在这样的政策下，蒂罗尔的民众能够用平价来购买必需品，同时放宽在境内的奢侈品交易，让蒂罗尔的富人支付较高的代价来购买奢侈品。这种做法，就是盖斯迈尔所说的“维护公共利益”。
    盖斯迈尔征税的目的之一，在于救助穷人。什一税是每个人出于公共利益需要缴纳的税，它将用于在每一教区聘一牧师，因为根据圣徒保罗的话，牧师教导上帝之言。多余部分用于救济穷人。对穷人应持照顾态度，以防止沿街乞讨内乞丐、流浪者和有能力的但却失去工作的人数量增加。[6]141盖斯迈尔主张通过这些税收改革，来提高人民、特别是穷人的生活水平。
    《宪章》规定设立社会福利机构，对穷人、老弱、孤儿和病残者实行救助。修道院和条顿骑士团等团体将被改造成为医院。有些医院是为病人所设置，它把病人都集中在一起，妥善进行护理和医疗。另一些医院主要为老人所设，照顾那些没有能力进行工作的老人和贫穷的孤儿。孤儿在这里可以得到教育并能够体面地成长。特别穷困的人将根据他们的状况和所需用什一税、救济金等加以援助，对他们的状况的审查来自于他们所在的地区的司法长官和最熟悉他们状况的人。如果什一税不足以承担牧师的开支和救助穷人，人们应根据自己的能力忠实地交纳救济金。公民的收人情况和他们的纳税状况尽可能地要求统一。每个医院设一管理人员，在这之上设一总负责人，管理所有的医院和福利事业。总负责人的职责是为医院的一切需要提供经常性的帮助，视察照管穷人的情况。地方的司法行政长官要帮助这位负责人，向他提供什一税和救济金，还要为他提供地区内最穷的人们状况的证明、有关信息和材料。穷人不仅将得到食物和饮料，而且还将得到衣服和日用所需。[6]141-142
    盖斯迈尔设想，随着经济的改革的推进，在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方面和整个经济发展上会有长足进步。盖斯迈尔相信随着这些改革计划的落实，国家的收入就会增加。这样，国家就能真正贯彻“公共利益”的原则，着手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筹建医院、养老院，对贫穷的人们发放救济金。通过这些措施，真正的社会公义得以建立，工业、农业、副业和矿业的生产，都会得到大幅度的增长，人民的生活也将得到很大的改善。
    最后，需要论断一下盖斯迈尔经济思想的性质。我认为，盖斯迈尔所要建立的是一种近代的、符合民众利益的经济制度。作为一个具有现实头脑的政治家，盖斯迈尔完全理解他身处的环境：一个封建经济体制已经衰弱、早期资本主义刚刚兴起却已显露其剥削实质的时代。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一方面，盖斯迈尔认可了近代经济体制，特别是市场经济、交换经济的合理性，以为这可以用来替代落后低效的、自然经济的、过期了的封建体制；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局限性，提出种种改进措施，以求增进效益。盖斯迈尔主张一种含有国有制、私有制和小生产者所有制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经营模式，企图通过政府对物价和经济布局的宏观调控，减弱资产者对于劳动者的剥削，实现民众和国家的双赢。盖斯迈尔并不是一位社会主义先驱，因为他不主张财产公有制度，他的所谓的国家所有制，与其说是一种国有制，毋宁说是一种社区共有制度，脱胎于当时城乡的自治社区制度；盖斯迈尔也不是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先驱，因为他反对剥削，主张国家调控，以为过分的重商主义会危害邻国，同时损害百姓的福祉。当然，盖斯迈尔更不是一位乌托邦主义者，因为他的议论与行动非常相符，而他的经济思想与现实环境也并不矛盾。正是因为务实的做法，使盖斯迈尔显得极为难得，他是1524-1526年革命中难得的一位具有清醒的头脑、并且能够对挽救世局有所作为的杰出革命家。
    参考文献：
    [1]（德）彼得·布瑞克。1525年革命：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诱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Tom Scott. English, The Reformation and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Luther and Gaismair Compared [M]. Die deutschReformation zwischen SpatmittelalterundNeuzeit, Thomas A. Brady, Jr Schriften des Hisorischen Kollegs, Kolloquien, vol. 50. Munich: R. Oidenbourg, 2001.
    [3]Walter Klasssen. Michael Gaismair: An Early Proponent of Social Justice[C]// Hans-Jurgen Goertz and Walter Klaassen, eds Profiles of Radical Reformers. Kitchener, Ontario, Scottdale, Pennsylvania: Heraid Press, 1982.
    [4]Peter Blickle. Gemeindereformation: Die Menschen des16. Jahrhunderts auf dem Weg zum Heil[M]. Munich: R. Oldenbourg Verlag, 1985:44.
    [5]（德）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36-37.
    [6]Michael Gaismairs Tiroler Landesordnung[Z]//Adolf Laube, ed Flugschriften der Bauernkriegs Zeit. Koln: Bohlau Verlag, 1975.
    [7]（美）约翰·巴克勒，等。西方社会史：第二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