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又一个民族在他们形成、发展或者走向哀亡的过程中,在与其他民族发生各种关系的过程中,总是不断地扩展或者更换自己的活动领域,进行或大或小的迁徙流动。这种民族的迁徙流动,有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原因。它随着民族关系和客观形势的变化,几度形成高潮,每一次民族大迁徙的高潮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民族的大融合。正是在这种各民族的不断迁徙流动中,中华民族成长壮大起来,民族间构成了大分散、小集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历史上的民族迁徙流动,不论何种原因,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反映了民族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 民族迁徙的四个阶段 我国民族的迁徙流动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民族开始形成到秦汉时期。一般认为,我国古代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国家的形成,即夏朝的建立,可以作为民族形成的标志。从夏开始,继之到商周,北方民族已经开始了向南的移动。商代,北方的游牧民族土方、鬼方、◆方基本的游牧地区在今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及其以北地区。由于游牧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促使他们不断扩展和更换自己的活动区域,遂向南移动。商代西方民族总称为西戎,其中重要的一支是分布在今甘肃、青海地区的羌族,他们以游牧为生,随畜迁移,一部分向东移动,与华夏族交错居住。到了周朝,北方游牧民族中的某些部分,已经到达山西南部、陕西泾水、渭水上游地区。中原内地,几乎到处都有戎狄。到春秋战国以前,逐步形成了大体上有一定活动领域的华夏、夷、蛮、戎、狄五大民族集团。在这五大民族集团中,华夏族分布在南至长江、北至长城、中沿黄河的广大地区,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已成为高度发展的东方奴隶制国家,并开始向封建社会转化,因而对四周民族具有吸引力,四周民族的移动自然地形成了朝着华夏族靠近的趋势。 秦汉时期,华夏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随着汉朝的建立改称为汉族,代替了华夏的族称而成为更广泛的族称。这个时期,出现了另一种民族迁徙的趋势,即汉族向四周的大规模移动。秦汉王朝为了固守边防,发挥中央集权的职能,通过政治的和经济的、强制的和自由的途径和方式,将内地汉族向四方少数民族地区大量迁移。如秦始皇36年(公元前211年),秦强迫三万家迁往“北河、 榆中”(今内蒙古后套及准格尔旗一带)屯田,开始了向西北的大规模移民。汉武帝北逐匈奴,收复河南地后,“募民徙朔方十万口”①,元狩三年(公元前118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又将贫民70余万口迁移到陇西、北地、西河、上郡等河套以南地区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设置南海、苍捂、交趾等郡; 开西南夷,又置键为、{K1BC06.JPG}柯等郡;征降朝鲜,置乐浪、临屯等郡。这些周边治所的设置,同时也是汉族和汉族居住区向四方发展的重要记录。东汉时经常募民和徙罪民于边,仅从《后汉书》本纪所记,募民和徙罪人于敦煌、金城、朔方、五原、北地、陇西等边郡者,就达18次之多。 第二阶段: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这个时期大体是从公元3世纪到10 世纪初的700年时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动时期, 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分裂割据走向大一统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民族迁徙出现了前后不同而又互相联系的各自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群雄割据,汉族和少数民族政权鼎立并存,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并建立政权,黄河流域的大批汉族南迁,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的高潮。从三国至西晋末,由于长期的军阀混战,使中原人口税减,给北方民族的内迁造成了有利条件,匈奴等族更加向中原发达地区深入。据史载,前后归晋的匈奴约有20多万,加之原有的南匈奴就有40余万人。氐、羌入居陕西等地,鲜卑分布于东起辽东,西迄青海的塞外,并在归附的名义下,大批进入中原。与此同时,汉族人口大量流入东北和凉州,与鲜卑及氐、羌杂居。到了十六国时期,北方先后出现了汉、匈奴、羯、鲜、卑、卢水胡、氐、羌等族建立的政权,各个政权为掠取兵源和劳动力,都大规模地把征服地区的民户集中于其都城或军事重镇,以便控制,这种迁徙的强制性特点十分突出。如匈奴刘汉将关中士女8万余驱掠回平阳;前赵刘曜徙上郡氐、羌20余万口以实长安;后赵石虎徙氐、羌15万落于司、冀州,徙雍、秦2州华戎10余万于关东:北魏初期,曾强迫边疆民族“以充京师”、一次就达40余万人。中原地区的汉人大批背井离乡向江东、辽东、陇右、河西、蜀汉等地迁徙。从活跃于北方的匈奴、羯、鲜卑、乌桓等至隋唐就基本上消失,以及居于渭水流域,曾经强盛一时的氐、羌也已汉化等现象,说明融合于汉族的北方民族数量是很大的,约有二、三百万②。 随着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南移和大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原来世居北方的豪强和一般汉人纷纷大批移居江南。从封建王朝控制的安置这些移民的侨居州县户数计算,北方人南迁者相当于西晋北方人口的1/8⑧。还有不少汉人为了逃避战乱和苛重赋税,迁入蛮、俚、僚爨等聚居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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