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发展结果，促使各民族关系一步进密切，为隋唐时期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和封建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历史条件。隋唐时期，由于统治者推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对四周诸多少数民族实行羁縻府州、德化、和亲等统治方式，民族关系相对稳定，象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大大减少，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西北和东北地区又出现了新的民族迁徙和流动。唐太宗平定东突厥后，对10万降唐归附的东突厥部众就地设置羁縻府州予以安置，这一措施，实际上是在武力征服后采用“和平”安置方式的民族迁徙，但客观上却加强了中原地区人民和边疆少数民族的联系，也极大地提高了唐朝的威望。唐中叶以后，回鹘内乱与天灾并行，为寻找生计，向南、向西迁徙。随着唐朝对西域诸族建立有效的行政管辖，继之遣军戍边，屯田驻守，中原地区许多汉人也迁往西域谋生。原居于老哈河地区的契丹，贞观年间举部内属，置松漠都督府以安置。活动于今黑龙江上游两岸及额尔古纳一带的室韦，在唐末大动乱中，室韦诸部西徙南迁，发展成为蒙古族先世的一支。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由北而南、由东而西的内迁，几乎贯穿于这一地区的整个历史过程。
    第三阶段：五代至元朝。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由分裂割据走向全国统一的大变动的时期。凡是在分裂割据的局面下，民族的迁徙和流动十分频繁，特别是少数民族大量地迁居中原，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为统一提供了历史条件；继之而来的统一，使各民族的活动区域相对得到稳定，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社会环境。这种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在这一时期又一次表现出来。
    唐灭亡后进入五代政治上分裂的时期，突厥人的一支沙陀部进入中原，先后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北汉政权。原居于西北地区的党项羌在唐后期内迁至庆州、夏州，其中迁于夏州的平夏部后来建立了西夏政权。活动在潢水流域的契丹，对其东部的渤海国实行武力征服后，将渤海人大规模的迁至上京临潢府郊区及祖州、怀州、庆州、永州、降圣州、饶州等地。五代时出现的女真逐渐强大，由原居的黑龙江流域和长白山一带逐渐深入到河北燕地，后又迁到华北。金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所占地区的统治，一直奉行将女真和契丹等人南迁的办法。到金未，有相当数量的女真人迁徙到黄河以南，而汉人则逐渐北移。
    元朝统治者为了加强了对各民族地区的控制，建立了一整套地方官制体系和军事统制。在这种形势下，大规模的民族迁徙相对减少，但民族迁徙并未停止，只是迁徙的方式随着统治形式的变化而不同。元朝在将大批蒙古、色目军士迁入中原各地戍守的同时，也将大量汉军发往边区实行军事屯田，依据元代刑律，“有罪者，北人则徙广海，南人则徙辽东”⑨，这种流徙的刑法，迫使许多不同民族成份的人背井离乡，成了新地区的移民。此外，出仕和经商也促使了不同民族成份的人的流动。元代商业经济发达，大批回回商人从中亚等地络绎来至中国，定居在中原江南各地。这种多方面的迁徙活动，使元朝境内形成了广泛的民族杂居局面。
    第四阶段：明清时期。明清时期，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已经形成的几十个民族基本定型，每个民族聚居区趋于稳定。虽然明清统治者更加强了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控制，但民族迁徙的情况依然存在。明朝中后期，许多汉族兵民进入丰州滩，蒙汉人民共同开发土默特地区，建筑了草原城市库库和屯（今呼和浩特）。从陆路“丝绸之路”以及从海路来中国经商和传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长期留居在中国西北、陕西、河南及沿海城市，同当地回纥人、汉人等杂处通婚，入明之后形成了回族的民族共同体。明末，在东北地区以女真为主，吸收部分汉、蒙等族成员，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康熙以后，蒙古王公贵族大批招揽内地汉族农民进入蒙地垦殖，以及清政府在对准噶尔用兵时，征调内地汉民、士兵在蒙地军屯，都使山西、山东、陕西等地大批汉族农民进入土默特、鄂尔多斯、科尔沁等蒙地，这种民族迁徙，对蒙地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影响。
    民族迁徙的主要原因
    我国历史上之所以形成延绵不断的民族迁徙和流动，成为一种规律性的历史现象，最基本的原因是在社会经济方面，“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历史，而不是相反”。⑩各民族自身的生存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各民族及其与他民族物质利益的矛盾和统一，以及为了处理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促使了他们自觉的、主动的或被强制的、被动的迁徙和流动。同时，这种民族迁徙和流动，又是封建社会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产物。出于不同的原因，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民族迁徙表现的形式亦不同。
    其一，经济原因。如北方的匈奴，乌桓、鲜卑，羌人等游牧民族，由于受单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制约，必然随着经济活动的扩大和经济需求的增长而寻求新的牧场和以畜产品与中原的农产品、手工业品进行交换。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吸引着他们。向中原方向移动，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由于生产力低下和受环境的制约，周边少数民族为了自身的发展和自然条件的改善，也经常处于流动迁徙的状态中。如在唐代被称作“寻传蛮”的景颇族，曾在唐以前为寻求新的自然条件，从青藏高原横断山脉进入滇西北。周边游牧民族因扩大自己的活动领域，相互之间为了争夺牧场，发生冲突，也促使了民族迁徙。
    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迁徙的目标，基本上是南下和西迁，形成这样的迁徙方向，既有社会经济的原因，也有自然地理条件的原因。北方民族多居于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内陆性干燥的高原、山区，向北是更加贫瘠的高寒地带，向东过兴安岭是太平洋，受这种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他们不可能再向北、向东扩大自己的活动领域。而中原汉族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自然地理条件优越，无论在人口数量方面，还是社会生产力方面，都要比游牧社会发达。农耕文化所产生的高度物质文明，对游牧民族有着很大吸引力。游牧经济生产越是成为单一化的部门，游牧民族越是迫切需要用自己的多余产品去交换农耕民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从而形成了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在经济上的依赖。而一旦他们与农耕民族的供求关系产生矛盾并得不到解决时，凭借军事力量来夺取他们所迫切需要的物资，甚至南下永久地占领中原地区的现象就会发生。同时，由于游牧社会需要大批劳动力，经常将农耕地区的人口作为劫掠的对象，迫使汉族人口迁往游牧地区。这种双向的民族迁徙从根本上说，都是出于经济生活发展的需要。当然，游牧民族的南下，其次数、规模都要比汉族迁往游牧地区的要多、要大，这是因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与土地有着不可分割的依属关系，而后者不受土地束缚，有着极强的机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