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四史》当中，有十部书写的是南北朝历史，即《南史》、《北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史家习称“二史”、“八书”。
    “二史”，是唐初著名史学家李延寿以一人之力，先后所费十六年修撰而成的。“二史”之成书以及被列入正史之时间，皆晚于“八书”。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在南北朝正史已俱备的情况下，李延寿为什么还要下大力气再修撰有关这段历史的史书？或者说他修史的宗旨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李延寿在其《进书表》①里并未明确表述。而这个问题，是我们今天评价“二史”所必须涉及的。
    在中国古代，一本出自个人之手的史学名著，往往是史学家一生或大半生心血的结晶，史家的思想、观点等也都融汇、凝结在史著之中。因此，若要探讨上述问题，不得不对“二史”作一番详细考察，“二史”是在“八书”基础上，另又参考千余卷其它史料修撰而成的，只有将“二史”与“八书”进行比较，方能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笔者以“八书”为主体，以“二史”为参照系数进行对照阅读，从“二史”对“八书”的删削与保留、增添与改写、订正与补充等等内容上，发现“二史”较之“八书”在一些问题上有侧重。试将这些问题列论于下。
    一、有关君权方面的问题
    君权问题，是中国封建政治的核心问题，君权的大小、稳固、长久与否，往往关涉到国家的治乱和王朝的兴衰。
    1.李延寿在“二史”本纪部分，增加、纠正了有关君权争夺的内容。“八书”在对君位争夺、王朝革易的记载时有一个特点，即为统治者隐瞒皇位替代真相。李延寿为“明王道得丧”，在修撰“二史”时对这方面用力尤深，对“八书”中的隐晦、曲笔之处予以澄清。略举数例如下：
    《宋书·武帝纪》载：永初二年（421年）“九月已丑，零陵王（晋恭帝）薨，车驾三朝率百僚举哀于朝堂，一依明帝服山阳公故事。太尉持节监护，葬以晋礼”。从此记载看，宋武帝刘裕对晋恭帝之死十分哀伤，葬礼亦十分隆重，显示了他对前朝皇帝的崇敬之至。然而，李延寿在《南史·宋本纪·武帝纪》中增写了一句话：“零陵王殂，宋志也”。这样一来就使读者对历史真相有所明了：晋恭帝并非正常死亡。刘裕本来是以禅让名义夺取帝位的，封晋恭帝为零王，但晋恭帝本人的存在对刘裕仍然构成一种潜在威胁。因而，除掉隐患，则是刘裕很自然想做的事。晋恭帝之死，乃刘裕导演，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宋文帝曾立其第三子劭为太子，后来又想废掉他另立太子。太子劭得知后，先发制人，于元嘉三十年（453年）二月，率东宫兵入宫，杀文帝及诸宰相， 自立为帝。但《宋书·文帝纪》仅载：“上崩于合殿，年四十七”。从这个记载中，读者是无法了解事实真相的。李延寿在《南史·宋本纪》中增加道：“元凶构逆，帝崩于合殿”，这就使文帝的死因一目了然了。
    《宋书》对宋·齐之际禅位的史实是隐讳的，如《顺帝本纪》载：“宋顺帝禅位于齐。帝逊位于东邸。既而迁居丹阳宫。齐王阼，封帝为汝阴王，待以不臣之礼……建元元年（429年）五月，殂于丹阳宫，时年十三。谥曰顺帝。 ”在这段记载中，读者无法看出顺帝之死因。而《南史·宋本纪·顺帝纪》中是这样记载的：“是日（逊位之日），王敬则以兵陈于殿庭，帝犹居内，闻之，逃于佛盖下。……帝既出，宫人行哭，俱迁。……封帝为汝阴王，居丹徒宫，齐兵卫之。建元元年（429年）五月已未，帝闻外有驰马者，惧乱作；监人杀王而以疾赴，齐人德之， 赏之以邑。……宋之王侯无少长皆幽死矣。”这段记载，既写出了宋顺帝之死因，又写出了政权禅变时你死我活的残酷性。
    《南齐书》对齐、梁禅代之事也作了曲笔，《和帝本纪》这样记载：“中兴二年（501年）三月……禅位梁王……梁王奉帝为巴陵王，宫于姑熟，行齐正朔，一如故事。戊辰，薨，年十五。追尊为齐和帝，葬恭安陵。”依此记载，齐梁禅代完全是在一派和平气氛中完成的，齐和帝死因亦不明。《南史·齐本纪·和帝纪》则这样记载：“初，梁武帝欲以南海郡为巴陵国邑而迁帝焉，以问范云，云俛首未对。沈约曰：‘今古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梁武颔之。于是遣郑伯禽进以生金。帝曰：‘我死不须金，醇酒足矣。’乃引一升，伯禽就加折焉。”这段生动的记载，使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
    《魏书》对北魏君主被凶杀之事，一概回避不书。如：昭成帝什翼犍被皇子实君所杀；道武帝拓跋珪为清河王绍杀于天安殿；太武帝拓跋焘被中常侍宗爰刺于永安宫；等等，《魏书》中均无记载。另外，《魏书》中还有许多曲笔之处，如：魏孝武帝元脩被高欢威逼而西入关，《魏书·出帝纪》却说元脩“为斛斯椿、元毗、王思政、魏光等谄佞间阻，贰于齐献武王（高欢）”。高欢曾投靠尔朱荣，所以《魏书》也为尔朱氏回护。凡此等等，李延寿在《北史》中都予以订正，据实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