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李延寿在《南史》中增加了有关典签、中书舍人和刀敕的具体内容。“典签”本为掌管文书的小吏，南朝宋、齐时，诸王出任剌史，朝廷就派长史、典签任其佐属官，多由时主的亲近充任。“中书舍人”是中书省的属官，原在中书省主管文书，职位低于中书侍郎。“敕”是捉刀、应敕的略语。捉刀，指代人撰稿的人；应敕，指供役使的人。总之，都是些职位不高之人，但李延寿却花相当的笔墨增写他们的史事。如：
    《南史·巴陵王子伦传》增写：“高帝、武帝为诸王置典签帅，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觐接，辄留心顾问，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莫不折节推奉，恒虑弗及，于是威行州郡，权重藩君。”这段记载讲的是典签帅之始设与其实权之大。紧接着，李延寿又增写典签位下而权重的史实：“武陵王晔为江州，性烈直不可忤，典签赵渥之曰：‘今出都易刺史’，及武帝相诬，晔遂免还。南海王子宰戍琅琊，欲暂游东堂，典签姜秀不许而止。”由此可知，由君主派出的典签，完全控制了诸王的行动，甚至可以废立。而诸王（刺史）的权力下降到何种程度呢？李延寿增写了许多这方面的内容。仅举一例：《南史·巴陵王子伦传》载“言行举动，不得自专，征衣求食，必须谘访。取一挺藕，一杯浆，皆谘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唯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可见，刺史们的权力已下降到连衣食的自由都没有的程度。
    在《南史·恩幸·吕文显传》中，李延寿增写道：“时（齐武帝时）中书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谓之四户。既总重权，势倾天下……四方守宰饷遗，一年咸数百万……其后玄象失度，史官奏宜修祈禳之礼。王俭闻之，谓上曰：‘天文乖忤，此祸由四户。’乃奏文显等专擅愆和，报言其事。上虽纳之而不能改也。”这段记载，写出了齐武帝时中书舍人专擅朝政，而武帝又无力扭转这种不利其统治的政治局面的史实。
    在《南史·恩幸·茹法珍传》中李延寿增写道：“齐东昏时……左右应敕提刀之徒并专国命，人间谓之刀敕，权夺人主。都下为之语曰：‘欲求贵职依刀敕，须得富豪事御刀。’”足见刀敕权力之重，乃超越了君权。
    从比较中可以清楚看到，李延寿对君权问题是高度重视的，他在“二史”中增加和纠正的大量史实，将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南朝时期王朝更替的频繁、君权的软弱、中央集权的衰弱这一政治特点，非常突出地体现出来。
    二、有关君主正身方面的问题
    正身，即修身。在中国封建社会，国君是最高统治者，他统领万民，集权柄于一身，因此，国君的品德与修养几乎可以决定政治的良窳。而能否爱惜民力，崇尚节俭，则是评价国君贤明与否的首要标志。
    1.李延寿在《南史》本纪部分，不仅全部保留了南朝四书中有关君主生活节俭的内容，而且还增加了大量的新内容。
    刘裕是刘宋王朝的开国之君，也是南朝时期颇有政绩的君主。《宋书·武帝纪》中对他的日常生活这样概述：“上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南史·宋本纪·武帝纪》在此之外又增加许多具体事例。如：“广州尝献入简细布，一端八丈，帝恶其精丽劳人，即付有司弹太守，以布还之，并制岭南禁作此布。”还增写：“帝素有热病，并患金创，末年尤剧，坐卧常须冷物。后有人献石床，寝之，极以为佳，乃叹曰：‘木床且费，而况石邪。’即令毁之。”
    刘宋文帝也是南朝颇有政绩的君主，史称其统治时期为“元嘉之治”。在《南史·宋本纪·文帝纪》中，李延寿也增写了文帝生活节俭的具体事例。如：“帝性存俭约，不好奢侈。车府令尝以辇篷故，请改易之；又辇席旧以乌皮缘故，欲代以紫皮，上以竹篷未至于坏，紫色贵，并不听改，其率素如此云。”
    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论述了李延寿对“八书”本纪中大量诏、诰等摒弃不用的原则，他说“每代革易之际，以禅位为篡夺者，必有九锡文、三让表、禅位诏册、陈陈相因，成一定格式，《南史》、《北史》则删之，而仅存一、二诏策。”通过比较，证实了赵翼的论述是正确的。而再读李延寿保留在“二史”中的诏文，则深感其用意之深。《南史·齐本纪·武帝纪》中保留了武帝病重时所下的遗诏：“我识灭后，……悉不得用宝物及织成等，唯装复夹衣各一通……祭敬之典，本在因心，灵上慎勿以牲为祭。祭惟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丧礼每存省约，不须烦人。”临崩又诏：“凡诸游费，宜从休息。自今远近荐献，务存节俭，不得出界营求，相高奢丽，金粟缯纩，弊民已多，珠玉玩好，伤工尤重，严加禁绝，不得有违准绳。”在这个诏文中，齐武帝详细地交待了他死后如何从简安葬，以及告诫臣下务尚节俭的具体事宜，《南史》保留两诏书，突出了齐武帝对节俭的提倡，实则是史家思想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