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泛指敦煌地区及其附近的石窟，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是中国中古时期的重要佛教文化遗存。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出土了5万余件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不论从数量还是从文化内涵来看，都可以说是20世纪我国最重要的文化发现，从此，以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为发端，形成了一门国际性的学科--敦煌学。也正是由于藏经洞的发现引导人们重新认识和发现了敦煌石窟。
    在敦煌石窟中，除了以石窟为主体保存有大量的壁画、雕塑外，藏经洞还出土了一批木版画、绢画、麻布画、粉本、丝织品、剪纸等美术品，这样大量的文化遗存、遗物，是研究佛教艺术及其反映的各种文化影响的重要依据，成为人们探讨中古时期东西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形象资料。近一个世纪以来，历代研究人员，含辛茹苦，辛勤采撷，索微探幽，在敦煌石窟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从20世纪开始敦煌石窟研究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一
    第一个时期是敦煌石窟研究的发端。主要工作是对石窟的调查、登录和资料的公布。同时，对石窟进行了一些粗疏的分期，对石窟内容进行了一些初步考释和研究。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前一个阶段，从20世纪初至30年代。从现代意义的历史学来说，将敦煌石窟作为实物对象，开展历史考古领域的研究，应当追溯到清朝末年的西北舆地之学。随着清朝多次出征新疆和鸦片战争，及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瓜分，边疆问题日益突出，一些清代的文人士子开始探讨边疆问题或亲自到边疆考察。作为进入西域的门户--敦煌，是必经之地和考察的对象。清末学者徐松于道光年间撰成《西域水道记》，陶保廉在光绪年间所著《辛卯侍行记》，在他们沿途的亲历考察中，对所经地域的城镇沿革、人物风俗、名胜古迹、碑铭资料都作了翔实记述，其中关于敦煌史地和莫高窟的材料，便是对敦煌石窟考察的记载。另外，敦煌的石窟也见录于清修地方志中。只是当时中国的考古学还没有起步，他们的考察记录仅是记述性的。
    19世纪下半叶，随着我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列强对清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不断渗透，西方列强也开始对我国文化遗存进行大肆掠夺。1900年藏经洞的发现，引起了西方探险家对敦煌石窟的注意。本世纪一、二十年代，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鄂登堡等一些西方学者和探险家，开始以现代考古学的方法调查、记录、公布了敦煌石窟的部分照片和资料。
    1900～1916年，斯坦因先后三次到新疆等地考察。1907年到敦煌莫高窟考察时，除了从王道士手中骗购了藏经洞发现的写卷和绢画外，还对莫高窟的建筑、雕塑、壁画进行了考察和记录，这也是第一次对莫高窟艺术进行的记录，1921年出版了《西域考古图记》、《千佛洞》，刊布了莫高窟壁画、绢画等照片和资料和部分榆林窟壁画照片。斯氏在敦煌期间还对长城遗址进行了掠夺性盗掘。[1]
    1908年伯希和到莫高窟进行调查时，又骗购了藏经洞的精华，同时对大部分石窟作了描述、记录，拍摄了照片，还第一次给莫高窟有壁画洞窟编了号，对石窟的年代和壁画内容作了一些考订，对残存题识进行了记录，这是最早以近代科学的方法对敦煌石窟进行的编号和内容登录，伯氏于1920～1924年间，编著出版了《敦煌石窟图录》1～6册。
    1914～15年，鄂登堡带领俄国第二次考察队到敦煌，在伯希和考察的基础上，对莫高窟作了比较全面、系统、详尽的综合性考察。除了对伯希和的测绘作了补充修改，新编、增编了一些洞窟编号外，还逐窟进行了拍摄、测绘和记录，对重点洞窟作了临摹。在测绘出南区洞窟单个洞窟平、立面图基础上，最后拼合出了总平面图和总立面图，形象地记录了莫高窟当年的真实情况。遗憾的是，他的这些成果直到近年才被逐渐整理发表。[2]
    西方学者对敦煌石窟的考察，伴随着掠夺与破坏，造成了大量文物的肢解和流失。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近代的考古方法，对石窟进行了编号和内容登录，公布了部分石窟照片和壁画摹本，为我们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原始资料和图片，成为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研究敦煌石窟的主要依据。
    这一阶段国外一些学者依据伯希和、斯坦因公布的照片和资料，对洞窟进行了研究。在分期研究方面，日本人小野玄妙于1924年即已开始，此后有1931年巴切豪夫（L.Bachhofer）， 1933年喜龙仁（OsvaldSiren）的文章，由于掌握的石窟资料有限，他们的分期大都失之偏颇。[3]美国的华尔纳《万佛峡--一所九世纪石窟佛教壁画研究》， 对榆林窟五窟（今编第25窟）的壁画内容作了专题研究。[4]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松本荣一，1937年松氏依据斯坦因、伯希和从敦煌骗购的藏经洞出土的绢画、纸画以及在敦煌拍摄的壁画照片，写出了图文并茂的巨著《敦煌画的研究》，初版于1937年，再版于1985年，至今仍然是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参考书。松本氏的研究，着重于画面与经文对照的考释，作出了很大贡献。缺点在于未将各类经变画放在中国历史和佛教、美术发展史的长河中进行系统地宏观考察，因而未能提示出各类经变画产生、发展以及式微的历史规律。他们对壁画内容的研究主要是重于艺术的描述。
    这一时期，国内的一些学者积极奋起，对石窟的调查和记录做了很多工作。1925年陈万里随福格博物馆第二次中国西北考察对敦煌石窟进行了考察，他的《西行日记》是我国学者对敦煌石窟的第一次科学考察记录。[5]1931 年贺昌群《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是中国学者关于敦煌石窟艺术的第一篇专论，[6] 此后建筑学家梁思成初次对敦煌壁画中的建筑与内地的古建筑进行了比较研究。[7]总之， 这一阶段国外集中于对敦煌石窟的资料和照片公布，我国有关敦煌石窟研究的专论文章较少，主要是侧重于敦煌遗书的研究，石窟内容只是连带论及，到40年代我国对石窟的研究才真正开始兴起。
    （二）从40年代开始，敦煌石窟研究工作开始全面兴起。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我国的一些学术机构和学者们，开始自己组织考察团对敦煌石窟进行调查和研究。40年代初，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和张大千等先后到莫高窟和榆林窟临摹壁画，对宣传和推动敦煌石窟的研究起了积极作用。1941年历史学家向达，受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邀请，到敦煌进行考察。同年教育部组织以王子云为团长，画家何正璜、卢善群等为成员的文物艺术考察团到敦煌，与中央摄影社合作，对莫高窟进行了调查和拍照。1942年的西北史地考察团和1944～45年的西北考察团，向达、夏鼐、劳幹、石璋如、阎文儒等先后到敦煌进行考古调查，对大部分石窟登录内容，抄录碑文、题记，考证洞窟年代等。向达、夏鼐和阎文儒等率领的考古组不仅对敦煌石窟进行了考察，还调查了敦煌的汉长城遗址，发掘了一些古墓葬，为敦煌石窟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历史背景资料。[8]尤其是这些考察资料，不仅在这一时期进行了研究、公布，有些资料经他们带回内地整理后，又于50、6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
    另一个就是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前身）的成立。由于一些学者、专家和学术团体不断地到敦煌调查、临摹、研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社会有识之士的呼吁下，在于右任先生大力倡导下，于1944年终于在莫高窟正式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这是敦煌石窟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敦煌石窟劫难的结束，敦煌学从单纯的文献研究扩展到以敦煌石窟为研究对象的开始。这也是我国成立最早的研究敦煌学的机构，为全面研究敦煌石窟创造了条件。当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不仅做了大量的保护、临摹工作，并且开始对敦煌石窟做了一次全面的清理、调查和编号，作了大量资料整理工作，并刊布了部分资料，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敦煌石窟研究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洞窟的调查、登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40～42年张大千对洞窟作了一次清理编号，对洞窟年代作了初步判断，以后出版了《莫高窟记》。[9]1943年何正璜《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调查》， 是我国初次公布的莫高窟内容总录。[10]1944年李浴完成了《莫高窟各窟内容之调查》（未刊），对洞窟的记录更为详尽。石璋如的《莫高窟形》，收录了许多窟形、照片资料。[11]1943年史岩调查完成的《敦煌石窟画像题识》，是最早的莫高窟供养人题记。[12]1946年阎文儒《安西榆林窟调查报告》，对榆林窟的内容作了调查、登录和研究。[13]一次又一次对石窟的调查、登录，一次比一次更完善，有些是许多人先后多次调查的结果。虽然，其中有些资料一直没有刊布，有些近年才整理出版，但这些资料为以后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和供养人题记等一批研究成果的出版奠定了基础。
    同时还有一批研究和介绍敦煌石窟的文章，如傅振伦《敦煌艺术论略》、李子青（李浴）《莫高窟艺术志》是对敦煌艺术的总论文章，较为全面地探讨了敦煌的绘画、彩塑、建筑、音乐以及各时期的艺术风格等方面。[14]向达《敦煌佛教艺术之渊源及其在中国艺术史上之地位》，该稿为整理的1944年在兰州的讲演稿，主要讨论了敦煌艺术渊源的问题。[15]宗白华《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和价值》，对敦煌艺术与希腊艺术之异同作了研究。[16]李广平《千佛洞231 窟释迦舍身故事图人物考证》，对萨埵太子本生故事中的人物种族问题作了个案研究。[17]劳贞一《伯希和敦煌图录解说》，对伯希和的图录和一些石窟的时代作了说明，[18]等等。
    这一阶段一些专家在敦煌对石窟进行长期的实地调查研究，为我国敦煌石窟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开始不断地、稳固地向前发展。同时，几乎对敦煌石窟的不同领域都作了探讨，有些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从此，我国的敦煌石窟研究工作开始超越国外，不仅研究工作以我国为主，研究成果也多处于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