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二个时期从1949年建国至1976年“文革”结束，是敦煌石窟研究的发展时期。敦煌石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一些老一辈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和积累经验，开始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敦煌石窟进行调查记录和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为敦煌石窟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建国以后，敦煌石窟研究开始走出仅从艺术角度研究的局限，我国的一些考古学者探索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石窟进行研究。石窟考古首先要按照考古学的方法进行科学地登录，进而探讨排年、分期和性质，然后才能进一步研讨它的艺术风格和社会意义。50年代初，夏鼐在《漫谈敦煌千佛洞与考古学》一文中，首先谈到了如何将考古学在敦煌石窟研究中运用的问题。[19]1956年宿白的《参观敦煌莫高窟第285 窟札记》，初次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通过285窟壁画的分类排比， 对莫高窟的北魏洞窟作了比较研究。[20]在此期间，敦煌文物研究所充实了一批年青的历史、考古研究人员，成立了研究考古组。196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宿白先生讲授了以敦煌石窟考古为内容的《敦煌七讲》（讲稿），并选择典型洞窟进行实测、记录，为敦煌石窟考古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奠定了基础。敦煌文物研究所对第248 窟撰写出的详细考古研究报告，就是对新的石窟考古研究方法的实践。[21]从此敦煌石窟的研究工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了工作领域。这些石窟考古的理论和方法，在我国石窟寺考古研究中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进入50、60年代，一些研究人员经过长期临摹和调查，对过去的石窟调查、登录做了进一步校勘、增补，对石窟内容和时代有了新的认识，新的发现。谢稚柳的《敦煌艺术叙录》[22]等，对敦煌石窟又进行了编号和登录。每一次编号和记录都会对洞窟内容的认识加深，洞窟编号趋于合理、科学，内容登录不断完善、准确。
    这一时期，我国学者也开始运用图像学方法研究石窟内容，如周一良《敦煌壁画与佛教》、金维诺《敦煌壁画祗园记图考》、《祗园记图与变文》、潘絜兹《敦煌莫高窟艺术》[23]等文，他们不是简单地对壁画内容进行考释，而是运用佛经、变文、敦煌文献，对壁画与佛经和变文的关系等作了深入探讨。
    利用碑铭、供养人题记等石窟资料与敦煌文书相结合，对莫高窟营建史的研究。向达《瓜沙谈往》，考证了莫高窟开窟于苻秦建元二年（366年）。[24]宿白的《莫高窟记跋》，考证了莫高窟的始建年、 窟数及一些窟像的建造年代。[25]金维诺《敦煌窟龛名数考》，依据《敦煌石窟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对部分洞窟的名称和建造年代进行了考证。[26]所有这些，在这一研究领域都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本时期对敦煌石窟艺术的源流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敦煌为丝路之咽喉，中西交通之枢纽，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者。因而，敦煌艺术与东西方艺术的关系也就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焦点之一。这一问题的讨论从30、40年代就已开始，首倡“东来说”的是贺昌群，他认为西来佛教艺术首先传入云冈，然后从东传入敦煌。[27]向达则持“西来说”，认为敦煌艺术渊源于印度，然后向东传播，影响了中原诸石窟，对此在《敦煌艺术概论》、《莫高、榆林二窟杂考》二文中，又作了更加全面、深入的论证。[28]常书鸿《敦煌艺术的源流和内容》又持“东西交融说”，[29]学者们对敦煌艺术的源流观点不尽相同，说明中外文化交融下的敦煌艺术成份十分复杂，此后，这一问题也成为学术界一个长期争论的课题。
    金维诺有关祗园记图（即劳度叉斗圣变）的经变画研究，以及《敦煌壁画维摩变的发展》、《敦煌晚期的维摩变》的文章，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敦煌壁画中某一经变的源流、演变过程和艺术成就。这种对一种经变进行专题性研究的方法，对深入地研究敦煌经变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对这些经变在敦煌出现并发展的原因和时代背景分析不够，影响了文章的深度。[30]
    另外，阎文儒《莫高窟的石窟构造及其塑像》、梁思成《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宿白《敦煌莫高窟中的〈五台山图〉》，对洞窟的构造、石窟的营建、壁画中的建筑等问题作了考察和分析。[31]金维诺《敦煌壁画中的中国佛教故事》，首次对敦煌壁画中的中国佛教史迹画作了研究。[32]孙作云《敦煌壁画中的神怪画》[33]，对敦煌石窟中的中国神话传说题材进行了专题性探讨。本时期的一系列论文，在石窟内容的不同方面都有较深入的研究。
    这一时期窟前遗址的发掘也有很大收获。1963～1966年，对莫高窟南区北段和中段长约380米的区域内进行了清理和发掘，共清理出22 个窟前殿堂建筑遗址、7个洞窟和小龛。由目前底层洞窟之下发现的3个洞窟，不仅搞清了莫高窟崖面的洞窟分布有五层之多，而且揭示了莫高窟创建初期窟前地面高度，要低于现在的地面4米以上。 修建现底层洞窟窟前殿堂遗址，乃唐后期窟前地面升高后所致。探明了南区底层洞窟前在五代、宋、西夏、元时期曾建有窟前殿堂，形成了前殿后窟的建筑结构格局，殿堂的建筑结构有包砖台基殿堂式和土石基窟檐式两种。相当于五代、宋的曹氏归义军政权时期的整修，使莫高窟的外观达到了历史上最为宏伟壮观的时期。这次发掘和整理研究工作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停顿。[34]
    另外，劳幹、苏莹辉也对壁画、塑像、建筑以及敦煌壁画与中国绘画的关系等作了专题论述。[35]国外的一些学者对敦煌艺术与中原、西域艺术的联系，洞窟的排年等进行了探讨，洞窟排年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1953年日本福山敏南的《敦煌石窟编年试论》，[36]1956年喜龙仁的《中国绘画（Chinese Painting,Leading Masters andPrinciples）》，[37]1958年英国索伯（A.C.Soper ）的《北京与北魏时期的甘肃（Northern Liang and Northem Wei in Kansu）》。[38] 这一时期是敦煌石窟研究的深入发展时期。研究的范围大大拓宽，深度也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说明敦煌石窟的研究已逐渐向专题性和深层次发展。尤其是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工作逐渐展开，对一些石窟用考古类型学方法进行了排年分期。发掘了一些重要石窟的窟前遗址，为恢复一些洞窟的历史面貌增加了新资料。
    收稿日期：1999-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