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类的认识活动，是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的能动反映。认识主体是从事认识活动的，是反映者；认识客体是认识主体认识活动指向的事物，是被反映者。从可能性讲，认识客体就是指物质世界的各种事物；但从现实性讲，物质世界的各种事物并不都是认识客体。主体和客体是相互对应的统一，就客体而言，不仅仅是由客体的单方面的客观存在所规定，同时还由主体的本质力量，由主体同它的具体关系来规定。马克思说：“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⑦。主体与客体的范畴以及它们的对应关系是由现实的实践活动（包括认识实践）规定和确立的，无主体的客体和无客体的主体都是不可思议的。正如科普宁说的那样，客体“本身作为客观实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当它开始同主体相互作用时，就成为客体。例如电子，作为自然界的对象，在德谟克利特的时代，甚至更早，一般地说，在地球上还没有人的时候就已存在，但是那时它不是主体实践和理论活动的对象。因此，具有不以意识为转移而存在的客观实在特性的对象，当它开始同主体相互作用时，就具有客体的性质，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主体就没有客体，而没有客体也不可能有主体”⑧。因此，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认识客观世界的一部分，即一部分客观世界进入人的认识领域，成为现实的认识对象，而另一部分则不能直接成为现实的认识对象”⑨。同理，“当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事事物物，还是一种完全与史家主体毫不相干的自在之物的时候，它并不是历史认识客体。客体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它和主体一起构成主体对象性认识活动结构的两极，成为认识论的一对基本范畴，客体的涵义不能离主体去做孤立抽象的理解”⑩。这就是说，历史认识客体只能是历史认识主体对象化的那部分客观历史，没有被主体对象化了的客观历史，还不是现实的历史认识客体。比如说，“过去一般历史学家的注意点，多放在对上层社会的政治活动及其生活，文化的记述和评论。作为各时期基层社会的生活和文化的历史在他们的史书上几乎是一块没字牌”（11）。当然，这不等于说“基层社会的生活和文化的历史”在历史上不存在，而是说过去我们的认识触角还未伸向它们，它们是客观的历史，而不是当时的历史认识的客体。
    我们阐述历史认识客体的范畴以及与历史认识主体关系的目的，旨在进一步说明：作为直接的或间接的反映客观历史的文字史料、文物史料或其他史料，亦只能被历史认识主体纳入自己对象性认识的动态过程之中，由自在状态进升到自为状态，即被用之于作为重构客观历史的材料和见证时，才能够成为历史认识的中介，否则它仅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自在之物乖悄地躺在自得其乐的地方，“正象古物学家在他的博物馆里保存着各种工具和罐子而并不必然根据它们来重建历史，正象档案学家也以同样的方式在保存公共文献，同样地纯学者们就编纂、校订和重印（例如）古代哲学的本文而并不必然理解它们所表达的哲学思想，因此也就不能够重建哲学史”（12）。由此，我们有理由说：在历史认识这个动态的过程中自在的史料不都是历史认识的中介，只有纳入历史认识过程之中被主体对象化了的并以之认识客观历史的自为史料，才能成为历史认识中介。因而，作为历史认识中介的史料，应该有如下特征：
    对象性：这是相对于历史认识主体而言的。据上述可知，历史认识客体是以其被历史认识主体所对象化为前提的。史家认识历史是通过史料进行的，相应地，“史家主体认识历史客体的第一步，便是要认识史料”（13），这时，史料“对史学认识主体来说，就具备了客体的意义”（14），被历史认识主体对象化了，因而，这部分史料便从自在的状态进升到自为的状态，承担起历史认识中介的重任。相反，正像甲骨文片最初没有被利用，只能当作龙骨卖到中药铺，而未能走进历史研究的殿堂一样，其原因就在于它当时未被历史认识主体对象化，还只是一种自在状态的史料。
    有限性：人类历史的发展在时空上是无限的和广阔的，作为研究人类“活动事迹”的历史学内容博大精深，因而史料极为广泛。可以说，凡是能够反映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一切文字的、非文字的材料都可以称之为史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柯林武德认为：“整个可知觉的世界都潜在地和在原则上是历史学家的证据，只要他能利用它，它就变成了实际的证据”（15）。从这个角度讲史料是无限的。但在事实上，被历史认识主体对象化的，纳入历史认识过程之中，充当历史认识中介的史料相对于广泛的史料又是有限的。因为，任何一个历史学家，甚至一个史学家集团所处理和利用的史料“在任何一个给定的问题上所存在的证词数量总是一个有限的数量”，“以致于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希望看到它的全部”（16）。很显然，作为历史认识中介的史料相对于广泛意义上的史料，只能是无限中的有限部分，或者说只能是全部中的部分，剩余的部分应该或将要成为历史认识中介，但它在未被纳入历史认识过程之时，只能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史料，无疑不是历史认识中介。
    相对系统性与相对完整性：史料是广泛的、无限的，这是相对于作为历史认识中介的史料而言的。然而，不论是文献史料还是文物史料或者其他史料，它所记载和反映的内容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相比而言又是零散的、残缺的。就文献史料而论，记录者、作史者不可能把人类发展的历史事无巨细、无所不包地记载下来。况且记录者、作史者记载客观历史时，因自己的好恶、情感、能力等因素都要作出一定的选择和删简。即使是常常为我们中国史家引以为自豪的中国古代史的文献史料也并没有包罗全部中国古代历史。一部卷帙浩繁的廿四史，亦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所记者不过是“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17）。另一方面文献史料“保存的困难、定期的淘汰、自然的损毁”，以及人为地“因与实际利益冲突，它被改篡及大量销毁”，“已经使它难以完壁供历史学家使用”（18）。至于历史遗迹、遗物的零散性、残缺性更不用细说了。总之，史料的自然状态，从纵的方面讲零散而不系统；从横的方面讲残缺而不完整，而在实际的历史研究和历史认认中，不论我们是对一个历史过程抑或是一个历史事件，还是一个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认识，一般总是要求我们从纵的方面要形成一定的系统，从横的方面要构成相应的整体。同时，亦要求我们对所研究和认识的历史过程、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有关史料，不论在搜集、整理、运用上相对地也要有系统性和完整性。由此可知，作为广泛的史料是一种自然状态，而作为历史认识中介的史料，则相对地讲应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不然不足以说明问题。
    价值性：简单地说就是可信性和可用性。史料作为客观历史的反映和产物，在历史认识中的中介作用常常是以证据的面目出现的。“历史学是通过对证据的解释而进行的：证据在这里是那些个别地就叫做文献的东西的总称；文献是此时此地存在的东西，它是那样一种东西，历史学家加以思维就能够得到对他有关过去事件所询问的问题的答案”（19）。这就是说作为历史认识中介的史料，要能够回答史学家对过去事件的“询问”。显然，并非任何意义上的史料，都能完成这一任务，它必须同时既是可信的，又是可用的史料才能满足史学家的“询问”。所以，我们认为：作为历史认识中介的史料，应该是有助于历史认识主体把握和认识历史客体的那部分既可信、又可用的有价值的史料，而暂时可信度不高，可用性不强的那部分史料、是没有资格充当历史认识中介的。
    作为历史认识中介的史料的这些特征，是相对于全部自在史料而言的。同时这些特征是在历史认识这个动态过程之中与历史认识主客体的联系中表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在动态的联系中把握和理解它，切不可静止地、片面地看待它。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77页。
    ②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
    ③《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页。
    ④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⑤《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页。
    ⑥巴拉克勒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89、308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5-126页。
    ⑧科普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73页。
    ⑨张恩慈《人类认识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页。
    ⑩（13）（14）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90、196、197页。
    （11）《民俗学与民间文学》，见《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82页。
    （12）（15）（16）（19）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1、280、315、10页。
    （17）见梁启超《新史学》。
    （18）姜义华、赵吉惠等著《史学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