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兰克客观主义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是诞生于19世纪的两大资产阶级史学流派。兰克客观主义史学诞生于19世纪20年代，是由德国著名史学大师利奥波尔德·兰克（1795-1886年）创立的。兰克主张以客观主义（即历史中的非党性原则）和科学方法（即考证法）治史，而且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对此也极力标榜，因而形成了一个势力雄厚、影响巨大的学派，成为19世纪欧洲史学的主流。
    实证主义史学诞生于19世纪50-60年代，是继兰克客观主义史学之后的又一大史学流派。但是，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却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已产生，其创立者为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孔德（1798-1857年）。孔德在其代表作《实证哲学教程》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实证主义学说。他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是以感觉经验之外的东西为探讨的对象，因而它们都是形而上学的。哲学应当以“实证的事实”为依据。所谓“实证的事实”即经验事实，是指可以在经验中观察到的无可置疑的事实。这样，孔德将自己置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试图调和两者间的矛盾，回避哲学的基本问题，这实质上是一种折衷主义的做法。孔德从其实证哲学的立场出发，主张将自然科学的那种严格实证的方法用之于社会历史研究，创立一门实证主义的社会学。他认为，社会历史研究的是事物间的相互联系，揭示的是社会发展的一些普遍永恒的规律，在社会历史研究中，应运用观察、实验、比较和历史的方法，从经验事实出发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实证主义史学正是在实证主义思想影响下产生的。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巴克尔、法国的泰恩、德国的兰普雷特。实证主义史学家接受了实证主义的基本思想，认为历史研究首先是确定事实，即搜集可能范围内的一切史料，并加以精确、严格的考证，以获得确证的史实；其次是制定规律，即通过概括、归纳这些史实，进而发现像自然规律那样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①。
    以上两个流派都在类似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即在此以前的一些历史学家或者从哲学的立场出发去先验地构造历史，或者由于政治上的需要而任意地去歪曲、篡改历史，疏于对史实的考证，轻视对事实材料的认识。而19世纪前期的自然科学尊重事实、崇尚实证，反对脱离事实的玄想思辨，因而成就斐然，这深深地影响了史学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两者展开了对历史怎样科学化的探索。因而它们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如强调历史是一门严谨的科学，都致力于历史科学化的探索；主张历史研究应从事实出发，反对任何先验的构造，重视对史料的搜集考证；强调历史的非党性原则等。也正是由于它们存在着这些共同点，所以一些西方学者往往把它们统归于实证主义史学之列。在我国，一些学者也附和之。但在实际上，两者是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的。从西方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实证主义史学无疑要比兰克客观主义史学前进了一步。因而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史学发展的角度，对它们作一比较，弄清两者的异同，考究它们的得失，从而正确地借鉴西方史学的经验。兹分别从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学和史学方法三个方面作一考察。
    2
    纵观西方史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史学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没有确立独立的地位，而被视为文学的分支，道德垂训的工具，神学与哲学的附庸。而兰克学派和实证主义史学开始将历史置于科学的圣坛上，把它当作一门严格独立的科学来对待，并先后对史学的科学化进行了大力的探索。但是，如何将历史上升为科学呢？两者是有分歧的。兰克认为，广泛搜集资料，加以严格的考证，并给予客观的叙述，就会使历史成为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即历史研究的首要目标在于如实地说明历史，而不能有任何外在目的追求。而兰克的弟子及国外的追随者就是念着“如实地说明历史”这一咒文走入历史研究的行列的。可以说，在兰克学派那里，“如实地说明历史”是史学独立的根本原则。实证主义史学也认为，历史研究应当以史料为基础，广泛搜集资料并给予严格的考证是必不可少的。如巴克尔认为，史学同其他学科一样，“观察应当在发现之前，收集了事实才能发现规律”②。否则他是不能揭示历史的因果关系的。同时，巴克尔还强调鉴别与考订史料的重要性，他在《英国文明史》中用浩繁的注释对史料进行了初步的考证和评论。但是，实证主义史学还认为，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它不能到此为止，它还应当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巴克尔讲道，“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说明各民族的历史进程都是有规律的，只有通过揭示因果关系来阐明这种规律才能把历史上升为科学”③。可见，实证主义史学把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当作历史研究的目标，强调历史的科学性在于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兰克学派相比，“这无疑具有拓新的意义。它把史学从考核史实、记叙历史现象之学引向探索规律、研究历史本质之学。这是自文艺复兴迄十九世纪中叶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所能提出的最接近于近代科学的概念”④。
    兰克学派还强调历史是一门独特的科学。一方面，“历史的主题与方法和自然科学的截然不同，‘所写的历史通常是一门这样的科学，它受到与那些科学解释，即自然科学中的解释不同的规则和措词约束’”⑤。另一方面，它与哲学也不同，哲学所探讨的是抽象的东西，而历史所研究的是具体事物的本质，即历史是通过对那些个别的、独特的史实研究来展现全部历史的真象的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有利于历史科学的独立。但却使历史研究停留在描述他们认为在本质上是独一无二的单个事实的阶段，放弃了对那些历史事件的任何较深刻的原因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兰克的弟子大都埋头于史料的搜集与考证，轻视对历史现象的概括，缺少哲学的探究。而兰克则过分渲染历史运动的神秘力量，认为“历史中的一切变化都是上帝意志的体现，而且‘每一个时代都紧靠着上帝’”⑦。这样，兰克把历史的动力最终归结于上帝的意志，也就否定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客观规律的存在。
    实证主义史学认为历史学是一门极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学科，因而推崇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如泰恩断言，“历史学同生理学和动物学一样是一门科学，历史学中具有某些‘明确的关系’，与动物学和植物学中的关系一样可以叫做规律，并为科学所认识”⑧。由此出发，泰恩论述了他的历史哲学，“他认为，三种力量合在一起产生了文明，并决定了它的转变，那就是，种族、环境（Milieu）和时机”⑨。他利用这三种因素来解释一切心灵的产物。在《智力论》中，他指出，史学就是应用心理学。史学家应纪录和探索人类群体和个体所表现出来的变化，并通过他们的心理来说明这些变化。他还力图利用种族、环境与时机来说明社会心理的形成⑩。但是，他把人类社会等同于生物进化的过程，从而抹煞了人类社会本身所具有的发展规律。巴克尔在其《英国文明史》中也声明要证明人类活动的规律性。他认为，人类活动受着自然规律与精神规律的支配，必须研究这些规律。所谓精神规律指的是道德规律与知识规律；而自然规律则包括气候、土壤、食物和一般自然面貌。但是，在这两种规律中，巴克尔认为，“精神规律较自然规律更为重要”，“自然规律不过居于从属地位”。因为，自然规律只有通过人的思想才能起作用。而在精神规律中，由于道德是静止不变的因素，所以“知识规律是支配文明的唯一力量”（11）。可见，他虽然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但却从人们生活的外部环境和人的精神状态中去探求它，并且把抽象的知识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因而不能正确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兰普雷特的根本思想“在将历史视为可用定律以认识的文化之演化，各个民族均有其典型的时代之阶段顺序，其各时代就其生活表现观之，有心理上的总素因为其特征”（12）。从这一思想出发，他把德意志历史划分为六个有着不同特征的心理阶段。兰普雷特还把研究德意志历史所得出的这一结论推而广之，认为“各个心理阶段在所有的国家都出现过”（13）。同时，他还把上述各阶段在经济方面相应地划分为三个时代。可见，他十分重视经济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与意义。但他还没有彻底地认识到经济在社会发展中归根到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在他看来“每种经济的行为与改变，同任何脑力劳动一样，是以心理为条件的”（14），因而“历史规律是最普遍的心理学规律的反映”，“德意民族的全部历史是某些‘社会心理时代’的依次更替”（15）。
    总而言之，实证主义史学承认历史中客观规律的存在，并对之进行了大力的探索，但“实证主义的规律概念是人为想象的，而不是从历史科学的现实需要，即首先应该注意发展的内部机制中产生的”（16）。因而，他们是不能正确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的。虽然，在历史科学化探索的道路上，他们比兰克学派又向前迈出了一步，但他们所谓的“科学的历史学”也仍然难以形成科学的体系。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科学地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而才使历史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同时，兰克学派还过分注重伟人的作用，一部世界史也只不过是一部伟人的传记，而忽略了群众。因为，在兰克看来“具有巨大内在力量的伟人”才能起创造性的作用。在《世界通史》中，他写道，“在历史进程中，总的倾向并非决定性的因素；经常需要有伟大的人物去使他们开花结果”（17）。兰克的门生也是将注意力集中到那些显要人物的身上，对普通大众不屑一提。可见，兰克学派将杰出人物看成是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因而具有浓厚的英雄史观的色彩。而实证主义史学家则重视普通大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是在“集体主义”思想的影响下（18），在以社会、民族作为历史主体的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如兰普雷特对兰克史学中的英雄史观不满，认为，个人不能决定社会，但社会可以限制人，因而历史舞台的主角是群众，而不是英雄豪杰，主张以集体代替个人来作为历史的主要活动者。巴克尔在评价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写道，“这是一次来自下面，来自基层，或如某些人说的来自社会底层的暴动”，“是民主精神的爆发”（19）。这就突出了普通大众在革命中的作用。这样，实证主义史学把普通群众而不是杰出人物看成是历史发展中起重大作用的力量，从而促使史学研究从杰出人物转向普通大众以及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无疑是对兰克学派英雄史观的一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