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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应该如何写，必须包括那些内容？在这一方面，两者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由于它们都强调历史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因而在历史编纂的形式上都反对片面地追求艺术性而牺牲其科学性的做法。如兰克所云“历史著作之最要条件，在于求真，所叙述者必须与事实相符，科学的贡献，实为其最重要之事”（20）。巴克尔则反对辉格派史学大师麦考莱把史学著作的艺术性置于真实性之上的做法。
    但在历史研究与编纂的内容上，由于兰克学派只注重史料考证，强调专题研究，把历史学当成是处理事实，仅仅是处理事实的科学，因而他们就只在自己的狭小领地内穷究细节，把历史研究和编纂的内容局限于政治史的领域内。至十九世纪下半期，那时文明史与经济史在欧洲史坛已很活跃，但英国史学家弗里曼仍然高唱“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就是现在的历史”。可谓登峰造极。与之相反，实证主义史学家则从狭隘的政治史的局限中解脱出来，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当作史学的研究对象。他们“反对个人主义的原子主义，谈论群众、种族、社会、技术、经济、科学、社会趋势”，“坚持社会因素的相互依存和实在东西的统一性，并想用文明和文化史来填补各种专门史的空隙，所谓社会史本身就包括了政治、文学、哲学、宗教及其它一切类别的事实”（21）。如泰恩认为，历史不只是政治，更重要的是各民族的社会生活。巴克尔再三指出，人类、社会、民族及其文化才是历史的主体，史学家应当记述人类的全部活动，“人民的情况与知识的传播”，“不同文明的创造和发展”（22）。他在《英国文明史》中抛弃了单纯记述历史事件和描述伟大人物的传统做法，而将记述重点转向了经济生活、典章制度、科学技术、思想意识和文学艺术等广泛领域。兰普雷特则直接公开反对兰克学派把史学局限于政治史的做法，宣称“必须把社会--人类整体--看成是自己著作中的基本对象”（23）。他本人著述面甚广，如前文提及的经济专著《中世纪德意志经济史》；还有民族史方面的，如《德意志史》，在这部书中，政治史被放到了次要的地位，而文化、经济则占了上风；有文化史方面的，如《文化史方法》；还有史学理论方面的，如《什么是历史》。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他还创立了“新型文化史学派”，并于1909年5月开设了一所撒克逊皇家文化史与通史学院，所开课程有历史哲学、谱谍学、书目提要学、人种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儿童研究、朝廷礼节、比较法律、德国的与外国的文化史等，他本人亲授文化史和史学方法。从此也足以反映出兰普雷特的广阔视野。这样，实证主义史学开始冲破兰克学派的樊篱，将史学研究的对象转向整体的社会，从而大大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与历史编纂的范围。这对当时和以后的史学研究也产生了有益的影响。苏联史学家H·E·扎斯坚克尔曾评论道，“资产阶级实证主义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一定程度上把注意力转向了贵族历史学家和资产阶历史学家从前忽视的社会史和经济史”（24）。英国资产阶级史学家古奇曾这样评价兰普雷特，“不管人们对他的理论和著作的看法如何，文化史之所以受欢迎，部分是由于他的奋斗”（25）。我们认为，这些评价还是中肯的。
    在史学方法上，两者都十分重视史料的搜集与考证。兰克所制定的完整的史料考证法已成为史学家们的共同财富。而实证主义史学又不止于此，它还重视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些新方法引入历史研究。这是由于它深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即孔德所主张的将自然科学的那种严格实证的方法用之于社会历史研究。同时实证主义史学家大都有着广博的学识，如巴克尔一生当中研读过数学、物理、化学、生理学、科学史、哲学、宗教、语言学、文学史、考古学、古文字学、社会学、统计学、法学、政治学等许多学科。泰恩本人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动物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兰普雷特既是经济史专家，又是文化史专家。这就为他们利用其他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开辟历史研究的新领域提供了条件。那么，实证主义史学家采用了哪些新方法呢？
    首先，实证主义史学家强调历史研究中应运用归纳、概括的方法。兰克学派囿于“如实地说明历史”而蔑视对历史现象进行归纳、概括。如兰克认为，“历史学家的领域是事实的实在性而不是它的价值”（26），倘若将概括强加于历史之上，那么，“不仅历史中所有有趣的东西将一无所剩”，而且，“历史的所有科学根据也荡然无存”（27）。实证主义史学家则认为，“历史，真正的历史应当用自然主义的方法去构成，认为原因归纳法应当被运用”（28）。巴克尔在这一方面有着较为鲜明的论述。他认为，史学家在搜集了史料之后，就应当进行整理分类，使之条理化系统化，然后再进行归纳、概括、以便发现其中的因果关系和规律，只有这样才能使历史从个别的孤立的现象上升为连贯的可以理解的记载。可见，实证主义史学将自然科学中广泛运用的归纳、概括的方法用之于历史研究，与兰克学派相比，在史学方法上确有革新之处。但实证主义史学家的概括有时缺乏充分的资料基础，这就损害了这一方法的科学性。
    其次，实证主义史学家还重视运用心理学的方法研究历史。泰恩甚至认为历史就是应用心理学。在《旧制度》一书中，他对旧制度、大革命和恐怖时代都作了出色的心理剖析。兰普雷特在《历史是什么》一书的开头就写道，“历史学主要是一门研究社会心理现象的科学”。他批评兰克漠视社会心理学的做法，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心理特征，并据此把德意志的历史划分为六个依次更替的心理阶段，并对这六个阶段的心理特征分别作了描述（见前文）。实证主义史学家运用心理学来研究历史，这是值得赞许的。但他们却夸大了心理学的作用，把历史当成一门心理学，并期望从心理学那里获得解释历史的真正线索，这无疑是一种片面的做法。
    复次，实证主义史学家还重视运用统计学方法研究历史。兰普雷特在《文化史方法》中指出，“特将统计方法提出，以为历史研究上，必须用此法后，乃能成为科学”（29）。巴克尔则“希望从对社会现象统计中得出平均数，发现自杀、谋杀等社会问题的规律”（30）。统计法的运用无疑有助于对历史现象进行比较明确的考察与说明。
    另外，实证主义史学家还重视运用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历史，这里就不一一论述了。
    总之，这种做法适应了科学向总体化发展的趋势，有助于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联合，也有利于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这是兰克学派所不及的。但它具有浓厚的自然主义的色彩，并没有摆脱模仿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在运用这些方法时，他们往往脱离历史实际，机械地搬用，因而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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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以上的比较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实证主义史学虽与兰克客观主义史学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就其本质特征而言，两者却各自代表了一种史学研究的类型。
    兰克学派属于传统阐释学类型。他们强调历史是一门不同于自然科学与哲学的科学。历史研究的首要目标在于如实地说明具体个别的历史。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不能依靠抽象概括的方法，只能通过阐释学方法，即正确理解原文的方法。因此，史料的考证是最为基本的。
    实证主义史学属于传统科学法则型。其特征是，强调历史学是一门极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学科。历史研究的首要目标在于探求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要依靠史料的搜集与考证，还必须通过抽象的或归纳概括的方法。
    这两种类型在以后都有了自己的继承者，那就是在新康德主义和新实证主义这两个哲学派别影响下而产生的两种历史研究的类型，我们姑且称之为新阐释学类型与新科学法则型。这一些也就是我们不同意将实证主义史学与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统归于实证主义史学之列的主要理由。
    虽然两者都各有自己的长处与短处，但就当时史学发展的实际而言，实证主义史学在对历史科学这一概念的认识上、在史学方法上、在历史研究的主题与内容上都比兰克客观主义史学有所进步、创新与拓展。而且，对照二十世纪以降的资产阶级新史学，我们也不难看出，实证主义史学所强调的，如重视研究整体的社会与普通大众、重视对历史的因果解释、重视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等也是新史学所大力倡导的。巴克尔对美国鲁滨逊所倡导的新史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而兰普雷特则直接与兰克学派唱对台戏，对新史学的产生起了具大的促进作用。可以说，实证主义史学在许多方面也推动了西方史学向新的方向的发展。
    注释：
    ①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143页。
    ②（11）（19）（22）（30）谭英华《试论博克尔的史学》，《历史研究》1980年第六期。
    ③（23）孙秉莹《欧洲近代史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383、385页。
    ④吴于廑《引远室之光，照古老史学之殿堂--〈欧洲近代史学史〉读后》，《世界历史》1986年第3期。
    ⑤（27）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3、48页。
    ⑥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版第221页。
    ⑦（16）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华夏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104、117页。
    ⑧（15）（24）加尔金主编《欧美近现代史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3 月版第181、206、119页。
    ⑨⑩（13）（14）（25）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与历史学家》，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05、406、883、882、885页。
    （12）（18）（20）（29）伯恩汉《史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71、102、464、474页。
    （17）田汝康、金重远《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0页。
    （21）（26）（28）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9月版第242、231、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