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武则天执政冲击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
    唐朝从武则天执政后，妇女观有了重大改变。公元690年， 年近七旬的武则天登上皇帝宝座，这在中国古代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单是先侍奉父亲，后改嫁儿子就为传统礼法所不容，更不必说堂而皇之地当皇帝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出现在唐朝并非偶然，这是唐朝初年最高统治集团贞节观念淡薄及唐朝前期女性开放泼辣的最有力证据。武则天当皇帝使唐朝妇女观发生了很大变化。
    为了证明女人当皇帝的合理性，名正言顺地君临天下，武则天千方百计地寻找根据，制造舆论。武周天授二年（691）， 武则天颁行《大云经》，并下令：“自今已后，释教宜在道法之上。”〔15〕（《唐大诏令集》“武周天授二年三月释教在道法之上制”）武则天之所以崇佛抑道，并颁行佛教大乘急进派的经典《大云经》，陈寅恪先生曾详加考证，一语道破：武则天此举是“借佛教经典之教义，以证明其政治上所享之特殊地位”〔16〕。武则天当皇帝，对唐人妇女观产生了重大影响。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引《李义山文集》“宜都内人事”略云：“武后篡既久，颇放纵，耽内习，不敬宗庙。四方日有叛逆，防御不暇。时宜都内人以唾壶进，思有以谏。后坐帏下倚栏几，与语，问天下事。宜都内人曰：大家（指武则天）知古女卑于男耶？后曰：知。内人曰：古有女娲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后世娘姥有越出房阁断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辅昏主，不然抱小儿。独大家革天姓，改去钗钏，袭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动，真天子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独立天下，则阳之刚亢明烈可有矣。如是过万万世，男子益削，女子益专。妾之愿在此。”〔16〕从宜都内人和武则天的对话中，我们可注意三点：第一，武则天以一个女人当上皇帝，使众多大臣俯首贴耳听命于她，这是对自古以来男尊女卑观念的冲击。第二，作为皇帝的武则天的理想形象应当是“独立天下”，具有“刚亢明烈”的阳刚之气。第三，“男子益削，女子益专”是武则天周围的女人们的愿望。这三点代表了武则天时期唐人妇女观的变化，对当时政治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从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等宫廷女人呼风唤雨的生活轨迹中不难看出这一点。安乐公主发出感慨：“阿武子（指武则天）尚为天子，天子女有何不可乎！”〔7 〕（《新唐书·公主传》）足见武则天对她的影响。
    武则天以其杰出的政治才能，利用唐朝前期相对开放的妇女观，利用封建宗法社会所认可的母后垂帘为妇女从政留下的一线余地，成功地登上了皇帝宝座。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经济仍持续向前发展，并未出现所谓“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的局面，说明即使在封建社会，冲破约束和限制的妇女也可和男人一样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男尊女卑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陈腐观念，并非天经地义。尽管武则天当皇帝冲击了男尊女卑观念，激发了一些妇女“男子益削，女子益专”的愿望，但武则天没有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去动摇男权社会的基础，她实质仍不过是男权的化身，这是她能够当稳皇帝的原因。
    三、唐玄宗既限制又开放的妇女观
    由武则天为妇女干政冲开的一条血路，至唐玄宗时又被重新堵死。唐玄宗决心“改中宗之政，依贞观故事”〔17〕（《唐宋史料笔记丛刊·隋唐嘉话》）。他起用政治经验丰富的老臣姚崇为宰相，姚崇针对中宗以来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十事要说”，得到唐玄宗的赞同，“十事要说”便成为开元初期的施政纲领。在10项施政纲领中，有两项关系到限制妇女干政的问题，其一是“武氏诸亲猥侵清切权要之地，继以韦庶人、安乐、太平用事，班序荒杂”，因此要求“国亲不任台省官，凡有斜封、待阙、员外等官，悉请停罢”。其二是“吕氏产、禄几危西京，马、窦、阎、梁亦乱东汉，万古寒心，国朝为甚”，因此请求“书之于史册，永为殷鉴，作万代法”。对此，玄宗潸然良久曰：“此事真可为刻肌刻骨者也。”〔9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六》之《考异》引吴兢《升平源》）唐玄宗和姚崇在开元伊始采取了不允许国亲、外戚、幸臣干政的措施，实际上也就堵塞了妇女干政的道路。在骨肉相残的血腥中长大、登基的唐玄宗对皇亲国戚干政“刻肌刻骨”，并不让人感到费解，在封建社会，皇族的权力分配与伦理情感的冲突始终存在着，封建宗法制度通过嫡长子继承制和限制妇女干政来加以平衡，一旦两者受到破坏，便会使宫廷的权力争夺公开化、激烈化，导致一幕幕宫廷悲剧的发生和一定程度的社会动荡。武则天死后，从神龙元年正月到开元元年七月，只不过8年多的时间，就发生了7次政变，换了4个皇帝。 频繁的政变使皇宫弥漫着险恶的气氛，因此唐玄宗君臣采取限制妇女干政的措施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唐玄宗在位时，妇女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像杨贵妃这样的宠妃只知享受生活而对政治毫无兴趣，不仅是天性使然，更是唐玄宗价值观念的体现。
    在宫廷动荡之后，把整肃妇礼，限制妇女干政作为稳定社会秩序的重大社会课题来解决，是历代统治者的一贯做法，随之而来的是对妇女过于苛刻的桎梏束缚，这在封建社会也是常见的。但唐玄宗的妇女观却有其鲜明特点：一方面，堵塞妇女干政的道路，实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另一方面，在妇女婚姻、社交等社会生活方面又顺应妇女的自然天性，未施以苛刻的约束限制。如在婚姻方面，妇女可较为自由地离婚、再婚，唐玄宗的女儿中再婚者8人、三婚者1人。在社交方面，妇女可相对自由地参加社交活动，男女之间的交往比较自由、公开。唐史关于上层社会男女自由交往的事例颇多，下层妇女的社会交往较之于上层妇女更为广泛。此外，盛唐时期“仕女衣胡服”和“著丈夫衣服靴衫”的流行，壁画陶俑中袒胸露怀的妇女造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此时妇女的自由开放度〔18〕（P45，189-190）。
    唐玄宗在限制妇女干政的同时，又给予妇女社交、婚姻等社会生活方面的自由度，有其主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唐玄宗承继其宗族文化传统，有着自信开放、务实进取、多情多欲的性格特征，加上他崇信道教，深受道教自然无为和享乐思想的影响，所以没有刻意桎梏束缚妇女。客观方面，开元、天宝年间经济的繁荣为相对开放的妇女观提供了物质条件。这种相对开放的妇女观是开元、天宝时期开放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丰富了盛唐气象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