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日本军国主义一手挑起了芦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土地上犯下了一桩桩惨绝人寰的罪行：从“三光”政策到“七三一”细菌战，从随军慰安妇到南京大屠杀……为对这些暴行进行辩解，侵略者打出了一个个漂亮动听的招牌，什么“大东亚共荣圈”、“日满华经济共同性”，什么“解放东洋”，“反抗欧美霸道主义者的暴力”等等。这种虚伪的言辞，惊人的暴虐行为，在“言”与“行”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一反差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两面性的典型表现。两面性，存在于日本军国主义产生、发展、直至走向灭亡的全过程；同时，它并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策略或手法，而且更是一种内含的、深层次的根本属性，是日本军国主义区别于德、意等其他类型军国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它一方面使恐怖的军事独裁和血腥的扩张主义在假面具的掩护下横行于国内，肆虐于国外；另一方面又成为战后日本国内极右分子袒护军国主义，否认战争罪行的一块挡箭牌。因此，剖析这种两面性及其形成的历史根源，揭露它在不同时期与不同条件下的主要表现，探讨它在日本统治集团推行战争政策过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无疑会进一步加深我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认识。
    一
    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从维新政权建立时起，它就把“武力扩张”作为谋求发展的基本国策。特别是20世纪初叶，日本受欧美帝国主义扩张行为的强烈刺激，恨不能一步跨进这些“先辈”和“师长”的行列，与它们为伍，和它们平起平坐，共享殖民利益，然而作为后起国，论实力，它还不能与英美等强国相匹敌，唯有以武力征服东亚弱小民族，取得“东洋霸主”的身分，才能够成为世界列强中的一员。它把武力扩张看作是弥补其经济发展上先天不足，使其能够在帝国主义阵营中后来居上的最好手段。“武力扩张”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基本内涵。
    每一次大规模的对外侵略战争，都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带来新一轮更大规模的扩军备战。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获得了第一个海外殖民地台湾和大量赔款，其赔款大约等于当时日本四年的财政开支的总和。因而，促使日本出现了后期产业革命高潮，把日本资本主义落后的经济基础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一时期日本每年国家预算的40%用于直接军费。日本陆军由7个师团增加到13个师团，海军舰艇吨位由5万吨增加到20万吨。[①a]
    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殖民据点“南满铁路公司”，把中国东北视为日本的特殊权益和势力范围。1907年，日本军部在阐述日本国防方针时提出，对于已取得的海外利权，不但要加以保护，“而且要更加扩张之，必须将此作为帝国施政之大方针。为了坚决贯彻这一方针，对那些欲侵害我国权之国家，至少在东亚要准备采取攻势”，“翻开帝国军事史，采取退缩主义的只有德川幕府，其他无不采取进取的方针。近观明治二十七、八年，三十三年，三十七、八年战争，皆取攻势并获大捷，足以表明日本人性格，他日若再动干戈亦必须发挥此种性格”。[②a]
    日本陆军的鼻祖山县有朋在总结了这一段历史后，也再次肯定了武力扩张的基本国策，提出：“维新大业成就以来已有40余年，细想起来国运的发达主要依靠武备的力量”，“战争皆竟是区分宇宙间一大原则即优胜劣败的唯一审判方法”，“因此我国也应该进一步扩充军备，然而我国面积、人口以及财力毕竟赶不上俄国，因此我们必须在国力所能承受的限度内扩充军备，养精锐兵员，整顿用兵机关，以防备俄国，扼制清国”。[③a]日俄战争后日本再一次进行扩军，1907年陆军从甲午战争后的13个师团进一步扩充到19个师团，海军计划从甲午战争后的“六六舰队”过渡到“八八舰队”，军费从甲午战争后的1.124亿日元扩大到1908年的2.134亿日元。[④a]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政府已经把自己的“国运”同战争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明治维新的元老井上馨面对战争风云密布的国际形势兴奋不已，他在给内阁首相与山县的意见书中称：“这次欧洲大战乱对日本国运的发展是大正新时代的天佑，日本要立即举国一致，团结起来，享受这一天祐，”“明治维新的大业在于求鸿谟于大世界。大正新政的发展取决于这一世界大战乱的时局，我们要与欧美强国并行提携，建立坚实的基础，使其不能把日本排除在世界问题之外，彻底扫除欧美近年来动辙欲孤立日本的趋势”。[⑤a]内阁首相也在报纸上发表社论，表示，“今天，在东洋的天地间，除我日本之外，还有能确保和平的势力吗？想到这一点，深感我们使命的重大。”[⑥a]
    一战后，日本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在军事方面，它不但仅次于英国和美国，成为世界五大海军强国之一，而且在争夺中国和远东的角逐中所处的战略地位要优于美国。在海外利益方面，日本除在台湾、琉球设有海军基地，在库页岛、千岛群岛设有军事据点外，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攫取的原德国殖民地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建立了军事要塞，从而它可以指挥自如地调度自己的舰队，在整个太平洋海域与美国对抗。1920年，日本直接军费已占到国民支出的46.8%。[⑦a]
    然而另一方面，与“武力扩张”这一军国主义的基本国策和内涵相对应，日本军国主义在对外扩张的同时又装扮出另一副面孔，即虚伪与欺骗性的一面。不仅如此，这副惑人的假面具并非是单调的和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国际关系提供的现实可能性以及国内形势的需要而不断变换。
    在武力扩张的基本国策尚处于酝酿与形成阶段，即明治政权建立初期，日本军国主义给自己的脸谱上贴上一付“维护国家独立”的金字招牌。
    选择这一脸谱，是因为明治维新后，在日本，是能够代表民族感情，动员民族精神，统一民族行为的口号，莫过于维护国家的独立。众所周知，在维新前，列强在日本攫取了租界权、居留地驻兵权、领事裁判权、贸易最惠国待遇以及协定税率等等特权。这不仅给日本政治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害，而且深深刺痛了日本的民族心理和感情，使渴望民族崛起的志士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扼腕痛陈：“外国人逞鸱枭之欲，视我人民如鸦雀，如稚童，如卑屈之奴隶”，[①b]他们强烈要求早日取下屈辱的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伸张国权，令彼凌侮之心永远杜绝”。[②b]
    正是这一国家面临的首要课题，使日本统治集团找到了贯彻国策的最佳渠道，即把“扩张”与“独立”融为一体，揉成互为表里的一张很巧妙的牌。统治集团提出独立即扩张的理论，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似是而非的阐述，它把独立与扩张说成是密不可分甚至完全等同的奋斗目标，鼓吹要独立就必须对外扩张，越是积极有效的对外扩张，越能够证明和保障国家的独立，因此它所谓的独立，不是防御式的与自卫性的，而是进攻式的和侵略性的。这种独立即扩张的理论从日本政府向第一届议会作第一次施政演说时起，即开始十分明确地向外界渲染。
    当时的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次施政演说中鼓吹：“保持国家的独立，振张国势，是我们的共同目标，这一既定目标不仅是政府不可偏离的前进方向，而且将来无论政治形势如何变化，我帝国所有臣民都应同心戮力，统一步调，为实现此目的矢志不渝。”[③b]紧接着山县又进一步提出，要实现这一目标，其具体办法“在于一要守卫主权线，二要防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疆是也；何谓利益线？与我主权线完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要想维护国家独立，只守卫主权线是不够的，还必须防护利益线”。[④b]
    也就是说，日本所要追求的独立，不应该只是守住自家的疆土，而要把眼光盯在更广大的区域，盯在别国的疆土即自己的“利益线”之上。这套独立即扩张的理论经过以后历届内阁的加工润色，变得越来越明确和完整，越来越巧妙和富有迷惑性，同时也越来越把强调的重心由独立滑向扩张，使之从独立即扩张逐渐演变为不扩张就难以立国，不扩张就没有国权、国威可言。
    就在距第一次施政演说四年之后，山县有朋以枢密院议长的身分上书天皇，再一次明确地阐述了日本的“国是”：“我邦之国是在于开国进取，所谓开国进取，无他，乃岿然介立于列国对峙之间，维持我邦之独立，兼宣扬国光之谓也。”[⑤b]又过了11年即1904年，日本已开始染指朝鲜，也是伊藤博文被任命为韩国统监的前一年，伊藤对韩国皇帝说：“我国的大方针，就是要与世界列强为伍。”[①c]
    把山县和伊藤宣扬的“国是”与政府第一次施政演说相比，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日本的所谓独立，都日益显露出其对外扩张的底蕴，即“独立”并不意味着一般性的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平等，而是要下决心与世界列强平起平坐，要宣扬日本的“国光”、“国威”。此后日本政府对“国是”的正式表述均按照这一口径，即提独立时一定要同时兼提“扩张国权”、“宣扬国威”、“振张国势”等内容，对“独立”的含义作蛊惑人心的引伸性宣传。其次是强调要跻身世界列强，与其为伍、与其争雄，这样的“独立”与“平等”，其进攻性、扩张性与侵略性是不言而喻的。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戴着“国家独立”这一假面具的日本军国主义，借助政权的力量和耀眼的外表，经年累月地浸润着日本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从学校教育到报刊、舆论、新闻宣传阵地，对“国权”、“国威”、“国运”、“国是”的歌颂充斥视听，对皇国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强权政治的讴歌无处不在。这种强大而持久的宣传攻势，加之一次次“圣战”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培养出从国家主义到超国家主义，从日本主义到法西斯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思想毒瘤，它压制了所有进步的与反战的思想，控制着思想舆论界乃至社会思潮的主流。
    二
    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展过程中，国际环境与日本自身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是铸成日本军国主义两面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在“万邦对峙”，“与宇内强国骈进提携”的梦想驱使下，日本军国主义的武力扩张行为表现得格外频繁，格外凶猛，也格外贪婪，以致于每当它有机会与列强联合行动时，这个“后起之秀”的表现之积极常常使老牌列强们感到吃惊。日本第一次与列强联合行动是在1900年，即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日本把它看作是加强在中国的地位，借机挤进列强队伍的大好时机。它一方面跃跃欲试，一方面又担心表现过分会引起列强怀疑，最后决定“尽量避免积极主动派出重兵，而采取让列国向我求援的方式”。政府的意图是，“要掌握霸权首先要找到线索，那就是加入列强的队伍，而要想加入其队伍，必须支付一定的保险费，若打算支付将来与列国为伍的保险费，外交上最佳方案莫过于尽可能派出少量兵力，附于列国之骥尾，占据不失为其伙伴的位置”。[②c]政府决策人物的这番话维妙维肖地刻画出日本政府那种刚刚起家，手中资本不多，而又急于入伙发财的贪婪心态。
    抓住这一机会的日本政府在首次派兵之后又一再增兵，以致在各国总兵力3.2万人中，仅日本一国的兵力就占到1.2万人，成为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就在这次事后的讲和会议上，日本第一次如愿以偿地与列强坐到了同一张桌子上，成为其掠夺亚洲殖民利益的重要伙伴。
    第二次“有幸”参加列强的联合行动，是在一次大战末期对苏俄的联合武装干涉。日本这次同样表现得格外积极，但也同样没敢忘记作为一个身处末席的伙计，要首先注意察颜观色。因此日本首先决定，“对于尚未取得合众国和各协约国相当谅解之行动，帝国政府将深加慎重”。[①d]直到美国提议日美两国各自向海参崴派遣7000人的军队后，日本立即发表了出兵宣言，并大大突破了美国的指标，首批即派出1.2万人的军队，准备趁机侵略西伯利亚东部。陆军把满铁沿线的部队调到了满洲里，并进而派出大批部队占领了滨海州等地。在决定出兵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日本派往西伯利亚的兵力已达7.2万人，美国政府“看到兵力之庞大不禁吃惊”。[②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