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渴望与列强为伍，以证明它的国际地位非同一般，同时也能借助列强的力量，捞取联合效益，顺势分得“利益均沾”的一份，还可以向列强显示它有能力参与国际事务，故而列强没有理由小看它。
    但是另一方面，列强对于日本的态度却并不是总能令日本满意。当需要借助日本的力量时或者日本对列强的利益不构成损害时，列强是可以接受这个附在骥尾的小伙计的。但是当与日本之间出现严重的利益冲突时，列强便会毫不客气地向日本摊牌。在一次大战前后的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暴露出日本与列强间的矛盾是十分尖锐、十分突出的。
    例如，关于中国问题。由于日本在一次大战中疯狂的对华扩张阻碍了美国的殖民利益，战后美国凭借其资本主义世界新霸主的地位和实力开始了反击。1922年2月签订的美、英、法、意、日等九国公约，重申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否定了日本今后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和损害其他列强利益的特权要求。在列强的联合进攻面前，日本不得不大幅度后退，宣布放弃或削减大战期间获得的山东铁路和矿山权利，撤回曾经保留的“二十一条”要求中的第五号，放弃在“南满”聘用日本顾问的优先权，并宣布今后把中国东北的部分铁路和以租税作担保的借款的独占权对列强开放。另外，1923年4月，美国废除了“兰辛-石井协定”，使日本在华地位更加不稳。相反华盛顿会议后，美国却扩大了向中国东北输出资本的自由。
    又例，关于对华贸易问题。日本是一个严重依赖海外市场的加工贸易国，特别是对亚洲市场的掠夺性贸易，在日本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战后欧美列强在亚洲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上卷土重来，使日本在对华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大幅度下降，经济利益受到沉重打击。
    关于国联盟约中的废止种族歧视问题。在一次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日本的三大目标之一是要把废止种族歧视的条款写进新成立的国际组织--国联的盟约之中。日本的真实意图一是有助于解决加州移民悬案，以挽回“国家的体面”，二是它要以此来证明，日本的国际地位切切实实是能够与列强平起平坐的世界五大强国之一。但是日本的要求遭到了美英等国的反对。求成心切的日本为达到目的一再修改提案的措辞，使语气不断减缓，程度不断降低，但英美等国毫不让步，使日本的愿望终于未能实现。
    在以上这些问题以及诸多与此类似的问题上，日本大有一种受欺侮的感觉，它“痛心不堪”，“国论沸腾”，甚至想到要“退出和会，不参加国联”。[③d]它叫嚷美国等西方大国是在仗势压人，以强欺弱，以富欺贫，而日本则是这一不平等待遇的受害者。它举出国联盟约中根据欧美强国的意志写进的保护劳工条款，认为既然西方强国坚持应该承认各国劳工应有的权利，那么，对于国际社会的无产者比如日本的权利，欧美强国、富国也应该给予承认。法西斯思想家北一辉在他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提出：“承认国内的无产阶级斗争，而把国际无产者的战争说成是侵略主义、军国主义，欧美社会主义者的根本思想完全是自我矛盾的。”[①e]陆军首脑人物宇垣一成也叫嚷：“组建国际联盟，企图维持现状，搞强国大国专制，强迫弱小国家服从……国家间阶级依然存在，决非平等，如果国内消灭阶级、实现平等是真理的话，那么国际间也应该如此。”[②e]
    在西方列强面前，日本把自己打扮成似乎是站在弱小国家一边，似乎是在反抗强权，谴责侵略，似乎是殖民压迫和霸权主义的受害者。假若联系到日本自身的处境和国际地位，这种申辩似乎真有几分“道理”：直到1894年，日本才初步恢复了关税自主权，直到1911年，日本才最后废除了与西方列强间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不平等条约。当一战后列强从总体战的角度出发，开始考虑适当承认劳工权利的时候，日本还处于连劳工法都没有的阶段。正如日本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反对写进保护劳工条款的理由时所说，日本“工业是小规模的，工人不习惯集约化组织化劳动，雇佣者也不知道实行科学管理法，职工的规律及其对劳动的注意集中程度在所有工业部门都远远赶不上欧美”。[③e]因此日本不得不要求把自己列为“特殊国”，即执行该条款时日本可以享受与殖民地国家同样的“特殊待遇”。
    正是这一奇妙的反差，使日本可以站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同时玩弄两套性质截然相反的逻辑：当它的武装侵略得手时，以及它被列强所接纳即彼此间的勾结大于争夺时，它便洋洋自得于其“大国地位”，以比列强毫不逊色的凶残去宰割弱国、小国、贫国，去炫耀其“脱亚入欧”的战果，这时它绝不承认自己与列强之间有任何差别。但是当它与列强之间的争夺大于勾结，且因自身实力不足而不得不处于守势，不得不作出让步时，它便立刻换上了另一副嘴脸，开始喋喋不休地历数它与欧美强国之间的巨大差距，列举曾经有过的与亚洲邻国类似的屈辱经历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共同目标”。一时间仿佛真的成为亚洲弱国、小国、贫国队伍中的一员，成为它们利益的代表，而对昔日那些借以炫耀身分的西方大国，则摆出了一副不共戴天的架式，好象自己是亚洲觉醒的先驱、反抗列强的前锋、弱小国家的代言人。侵略与被侵略的概念在这里被巧妙地偷换了。在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以及列强与日本之间，它扮演了双重的角色。日本与列强的关系本属于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争夺和矛盾，却变成了大国对“小国”的欺压，富国对“穷国”的剥夺，强国对“弱国”的侵略，日本似乎变成了“被侵略者”和“受害者”。这是日本军国主义两面性的又一伎俩。于是乎诸如三国干涉还辽之类西方强迫日本就范引起的仇恨，竟变成了“反抗侵略”的动员；“卧薪尝胆”、“誓与鬼畜英美决一死战”等本属强盗间火并发出的叫嚣，竟变成了“被侵略者”的“不屈服”宣言。这颇有些像鸟兽大战中蝙蝠的理论，凭借自己亦兽亦鸟的外表特征，站在中间左右逢源。当兽有利时就把自己归到兽类，当鸟有利时又不惜“屈尊”成为鸟类，两套理论并存，各有各的用途。这种侵略与被侵略错位的蝙蝠理论，成为军国主义一方面猖狂肆虐，一方面无耻抵赖的多功能道具。
    三
    铸成日本军国主义的两面性，使其以虚假外表出现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国内形势的需要。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战争进程的愈趋明朗，失败与灭亡的恐惧感使日本军国主义把两面性特点发挥到了极限。
    它无限抬高战争与“国家命运”的互动关系，灌输对侵略战争的认同和对战争政策的盲从。战争，实际上是对外侵略战争，被奉为“创造之父，文化之母”，战死的军人被尊为“军神”，“国家的保护神”；对中国的劫掠，被说成是“兴亚的圣业”；对东南亚国家的侵略，被说成是“从英美手中解放殖民地”……
    这种为武力扩张政策服务的战争观，其借以蛊惑人心，毒化社会，特别是训化战争支柱--“帝国军人”头脑的，是被奉为最高道德标准的所谓“忠君爱国”思想，战争越是激烈，对忠君爱国的要求也就越高。战争被说成是忠君爱国的需要，而忠君爱国则被看作是每一个“皇国”的忠臣赤子都必须实践的最高精神追求，都必须遵循的最高行为规范。
    “忠君爱国”，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次大战期间所使用的最富有欺骗性的面具。
    所谓忠君爱国，并不是单一内容的口号，“忠君”与“爱国”是两个各有所指，而又为同一个现实需要捏在一起的不同思想范畴。
    “忠君”渊源于日本历史上传统的对“忠”的认识。这种“忠”所包含的价值取向是超越一切是非观的和无条件的，它提倡为了尽忠，可以献上个人的一切，极而言之，甚至可以无所不为。
    明治维新后，随着幕藩体制的崩溃和以中央集权为目标指向的近代天皇制国家的建立，“忠”的对象从各自的藩主，各自的主人集中到天皇一人身上。天皇是家国的最高家长，国家的最高君主，臣民的最高主人，因而对天皇的忠即“忠君”，是“忠”的最高境界，最高体现，也是家族国家的最高道德标准。
    与“忠君”相比，“爱国”的内涵要复杂得多。明治维新后日本统治集团所倡导的爱国，是对所谓“国家目标”的全身心奉献，而它所追求的“国家目标”，是一个独立与掠夺，发展与战争，强国与争霸，进步与反动的畸形混合物。是一个封建、落后的被压迫民族试图通过帝国主义道路快速发展资本主义而孕育和诞生的畸形儿。正因为如此，当“帝国军人”在“爱国”心的驱使下，“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时，他可以用谋求国际平等，洗刷民族耻辱为自己的战争行为找到掩蔽所。当他们以一片“爱国”之心，把“八维一宇”的“国是”付诸实践时，他们可以很方便地从“驱逐英美，解放亚洲”的欺人之谈中为自己的武力扩张行为寻找借口。为了“爱国”，他们可以用神风特攻队的“悲壮之举”，换取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用原子弹受害者的悲惨哭诉，掩盖残暴蹂躏亚洲各国的刀光剑影。
    在侵华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忠君爱国的宣传达到了顶点。
    1937年7月，全面侵华战争一开始，日本内阁就在文部省下设置了教学局，负责在思想教育部门全面推行“国体明征”和“日本精神”的教育。1939年1月修改了兵役法，规定小学教员也要服兵役，其目的是为了“让教员充分领会军队教育，在他们服现役兵役之后再来教育儿童和学生，使其充分履行国民的必任义务，毫无遗憾地尽到扶翼皇运的责任”。[①f]1940年11月，日本政府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空前的“纪元2600年祭”，借机把战争宣传推向了高潮。政府规定，在同一时间内，所有的家庭都要到附近的神社去参拜。他们宣称，“当全国每一个家庭都无一例外地设置了神棚，一亿国民以明净之心拜于神前之日，就是世界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完成之时”。[②f]他们还利用官方杂志发行纪念专刊，鼓吹“为了发扬国体观，我们的国民必须用共同的精神纽带结为一体，具有共同的体验，这一精神纽带的实质，正是武教精神”。[③f]
    日本统治集团不遗余力地推行以忠君爱国为核心内容的战争教育，其目的是为了借助忠君的旗号，最大限度地煽起国民的“爱国心”，使之无条件地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对这点，日本政府并不隐讳，它在解释忠君与爱国二者的关系时说：“为国家的繁荣尽力，也就是为天皇的荣盛服务；为天皇尽忠，也就是爱国，就是谋求国家昌盛。没有忠君就没有爱国，没有爱国也就没有忠君，一切爱国都要贯穿忠君的至情，一切忠君都要伴有爱国的热诚。固然外国也有爱国精神，然而这种爱国与我国的不同，我国的爱国是与忠君同一根源的，是与敬神崇祖完全一致的。”[④f]正是在这种忠君爱国面具的掩护下，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既可以理直气壮地在国内搞军事独裁，也可肆无忌惮地在国外搞侵略扩张。他们鼓吹的对“君父”的无条件的“忠”，与对“皇国”的全身心的“爱”，成为他们一切非行的涤罪所，使他们不但没有负罪感，反而以其“尽忠报国”的“拳拳赤子心”，成为靖国神社中供奉的护国神。
    “忠君爱国”的虚假面具，使日本军国主义不但可以在穷途末路时困兽犹斗，而且可以在失败后从容逃遁，留下几分“悲壮”供后来者狡辩和效法，而军国主义的幽灵则在这种狡辩和效法中延续。
    综上所述，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决定了军国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特殊作用。而日本资本主义的起点与成长的内外条件，又铸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特有的两面性。其虚伪、欺诈的一面与侵略、扩张的一面相反相成，使得日本军国主义加倍顽固地盘踞于历史舞台。同时，它通过长期的侵略与扩张政策释放和积淀的精神、思想、观念、心理的毒素，也不会因为一次侵略战争的失败而自行消失，相反，只要有合适的气候和土壤，它还要寻找惑人的面具借尸还魂。然而，正如历史已经证明的那样，它还将继续证明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玩火者必自焚。
    注释：
    ①a植田捷雄：《东洋外交史》，东大出版会1969年版，第217页。
    ②a宫内厅编：《明治天皇纪》第11卷，吉川弘文馆1975年版，第672页；第12卷，第640页。
    ③a宫内厅编：《明治天皇纪》第11卷，第672页；第12卷，第640页。
    ④a高桥幸八郎等编：《日本近代史要说》，东大出版会1980年版，第206页。
    ⑤a迁清明、林茂编：《日本内阁史录》第2卷，第一法规出版社1981年版，第221、222页。
    ⑥a迁清明、林茂编：《日本内阁史录》第2卷，第221、222页。
    ⑦a依田熹家：《战前日本与中国》，三省堂1976年版，第140页。
    ①b大津淳一郎：《大日本宪政史》第2卷，原书房1969年版，第326、331页。
    ②b大津淳一郎：《大日本宪政史》第2卷，第326、331页。
    ③b大津淳一郎：《大日本宪政史》第3卷，第551、552页。
    ④b大津淳一郎：《大日本宪政史》第3卷，第551、552页。
    ⑤b宫内厅编：《明治天皇纪》第8卷，第309页；第10卷，第662页。
    ①c宫内厅编：《明治天皇纪》第8卷，第309页；第10卷，第662页。
    ②c迁清明、林茂编：《日本内阁史录》第1卷，第339页。
    ①d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33页；下册，第463页。
    ②d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第433页；下册，第463页。
    ③d迁清明、林茂编：《日本内阁史录》第2卷，第186、303页。
    ①e桥川文三等编：《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第2卷，有斐阁1971年版，第117、116页。
    ②e桥川文三等编：《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第2卷，第117、116页。
    ③e川文三等编：《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第2卷，第117、116页。
    ①f松尾章一：《日本法西斯史论》，法政大学出版局1977年版，第91、119、128页。
    ②f松尾章一：《日本法西斯史论》，第91、119、128页。
    ③f松尾章一：《日本法西斯史论》，第91、119、128页。
    ④f松尾章一：《日本法西斯史论》，第91、119、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