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实事求是制定政策及调整
    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对劳动保护工作的重视，不仅体现在颁布法律等方面，而且在不同时期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劳动保护的具体内容。在抗日战争初期提出的劳动保护措施就是延续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劳动保护措施，同时又根据抗日战争的发展进行了适当的和必要的修正。
    土地革命时期，党和政府相继颁布了几部法律文献，具体包括1930年6月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劳动保护法》、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和1933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13］。这些法律文件从雇佣手续、劳动合同、工作时间、休息时间、工资、女青工及童工、劳动保护、工会、社会保险、劳资冲突等方面做了具体的规定。抗日战争初期的劳动法规和文献，如1940年《陕甘宁边区劳动保护条例(草案)》、《中共苏皖区委为坚持江南敌后抗战之政治纲领》等都在宏观方面延续了土地革命时期劳动保护的基本精神，都涉及工作时间、工资、女青工及童工、劳动合同等方面的内容。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共中央为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参加抗战，对劳动保护的具体措施进行了调整。1939年1月，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四项关于劳动保护的建议：（1）废止过去苏维埃时代的劳动保护法；（2）取消对资本家、富农经营生产事业的各种限制；（3）严禁高利贷的剥削，严禁操纵市价垄断投机；（4）实行一种中介制度，在政府中介之下，劳资双方订立劳动契约，根据各地不同的生活条件，酌量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良工人生活待遇［14］。林伯渠提出的四个方面在保证工人利益，改良工人生活待遇的基础上取消了对资本家的一些限制，这些措施对于调动资本家生产和抗战的积极性有重要意义，这是针对当时的形势做出的调整，这种调整是必要的，而且是及时的，但是这种调整是不彻底的，仍然存在着“左”的倾向，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等内容不符合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
    随着抗日战争时期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认识到了以往的劳动保护政策的“左”的倾向，既不利于抗日战争的大局，也不利于对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保护，所以在《论政策》中更具体地指出了在劳动保护方面应该做的调整：“切忌过左，加薪减时均不应过多，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八小时工作制还难以普遍推行，在某些生产部门内还须允许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其他生产部门则应随情形规定时间。”［15］这些认识纠正了中国共产党在劳动保护方面的一些过激的做法，同时避免了矫枉过正，将工人阶级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不仅使抗日民主政府的劳动立法纳入正确的轨道，而且使劳动保护最终成为促进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因素。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针对形势的变化对劳动政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这些调整根本原则并没有发生变化，都是为了维护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具体原则方面的变化是基于调动资本家和富农的积极性而进行的，主要体现在对劳动时间和工资方面的调整，根据实际情况废除了以往的八小时工作制，提出了九小时或十小时工作制，并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在工资方面取消了以往的最低工资，规定了最低工资率，根据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由资本家和工人共同商定。所有的这些调整在保证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保证了资产阶级有利可图，调动了资产阶级以及富农等的积极性，这些都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有利于抗战大局的发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结语
    抗日根据地的劳动保护政策及具体措施兼顾了每一个阶层的具体利益，调动了每一个阶层的生产和抗日的积极性。首先，劳动保护政策保护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并且对保护对象进行了详细地区分，使每个群体都能获得切实的保护，调动了他们发展生产及抗战的积极性，使抗战初期的工业生产得到恢复。其次，维护了雇主及资本家的利益，与土地革命时期相比，抗日战争时期的政策减少了对资产阶级的限制，团结了雇主及资本家。
    从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抗日根据地的劳动保护的相关规定及具体措施，由于时代和国情的局限，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对工人的保护仍然停留在生存的层面，没有触及发展的层面，工人工作时间长、工资低微、政治地位低下等情况仍然存在，许多规定不能具体地落实。改变工人阶级地位，使劳动保护工作有序、有效地运行根本途径在于推翻旧的制度，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劳动保护体系。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劳动保护政策虽然存在一定的缺点和不足，但是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了调整，使目标逐渐趋于理性，内容逐渐趋于具体，方式逐渐趋于灵活，最终团结了一切可能的力量进行抗日战争，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提供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