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行动党的领袖土尔克什是一个退役的上校，早在1944年他就因宣传泛突厥主义而受到了法庭的审讯。此后，他不仅宣扬泛突厥主义，而且还利用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想，主张全面恢复伊斯兰教在土耳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不顾历史事实，一再断言“伊斯兰教并不是土耳其民族落后的原因”，他公开反对凯末尔的世俗化原则，主张要以“土耳其穆斯林的精神价值”来鼓舞教育青年，为“把技术专科学院和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室与各个神学院的走廊连接起来”而斗争〔10〕。民族秩序党则极力鼓吹要恢复伊斯兰教为国教，以及哈里发制和伊斯兰教法典。换言之，就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向凯末尔主义者所创立的世俗共和国基础宣战。由于民族秩序党猛烈地抨击资本主义残酷剥削穆斯林兄弟，谴责给予外国异教徒的资本与土耳其资本以等同的权利，以及向广大人民群众许诺，要通过复兴伊斯兰教的道德与德行，从而为他们提供普遍的幸福和安宁，所以民放秩序党得到了许多农民、僧侣们以及受到大商人排挤的中小资产阶级的拥护。
    1971年3月12日， 土耳其的一批将军们为了维护凯末尔世俗主义的原则，推翻了由正义党领导的无能对付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已经尖锐化政治危机的政府。1971年5月21日， 土耳其宪法法庭宣判民族秩序党的政治纲领与载入宪法的世俗化国家的原则相抵触，取缔了这个具有伊斯兰教性质的政党。并且同时还取缔了与民族行动党有密切联系的泛伊斯兰主义协会，查封了一大批具有伊斯兰教倾向的报刊。然而，在整个70年代里，土耳其的许多政党在政治斗争中仍然继续利用伊斯兰教。在大国民议会和地方政权机构的选举中，这些政党的头目们不断参观拜访清真寺，在谈话中也尽量多次地提到真主，在报刊中公开攻击土耳其共和国的世俗化性质，并且刊登自己在祈祷和做礼拜的一幅幅照片。所有这一切的行为都是为了博得伊斯兰教徒们的欢心，争取他们的选票。面对这一局势，土耳其的军人们又一次干预了土耳其的政治生活。他们1980年9月12日废除了右翼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 把国家的一切权力转归由陆军总参谋长凯南·埃夫伦为首的五位将军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且公开声明忠于凯末尔主义，谴责“反动的和其它极端的意识形态的理论”，也斥责在国家政治斗争中利用宗教的矛盾〔11〕。强调“世俗主义共和国、人权、宗教信仰自由是民主和土耳其的原则，但宗教不要参与政治，如果把宗教作为政治工具，将追究其罪行”〔12〕。
    尽管土耳其的宪法第24条明文规定，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利用或滥用宗教，或宗教感情，或宗教认为神圣的事物，达到产生个人或政治影响的目的。刑事法典第163条甚至规定， 组织与管理以宗教为基础的政党，可以判处15年徒刑。并且军人们以捍卫世俗化原则为借口多次干涉国家政治，但是，从战后土耳其实行多党制以来，与凯末尔主义者坚持的世俗化趋向相背离，要求恢复伊斯兰教传统的趋向，像波浪似地不断向前发展，已至到了90年代达到了新的高峰。
    1983年7月19日土耳其繁荣党宣告成立。繁荣党的前身是1980年9月12日军人干政中被取缔的救国党，而救国党的前身是于1971年5月21 日被宪法法院宣布为违反宪法世俗化原则而被取缔的民族秩序党。繁荣党从成立日起，就以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迥然有别于其他党派的政治主张在土耳其政坛上独树一帜。该党以伊斯兰为旗号，突出宗教和民族意识，反对现实政教分离的世俗制度，主张严格按照伊斯兰的教义治国，建立伊斯兰式的公正秩序。经济上反对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认为依靠本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发展生产才是土耳其繁荣发展的唯一途径，要求建立公正的生产和分配体制，取消银行利息，建立伊斯兰统一市场和货币。在对外政策上，主张实行以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利益为主旨的外交政策，反对土耳其保持北约成员国地位，不赞成土耳其加入欧洲关税同盟和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主张伊斯兰国家联合起来抗衡美国和西方，使得土耳其在伊斯兰世界发挥主导作用。繁荣党在成立之初，实力并不强大，但发展迅猛。该党在1987年11月29日的土耳其第18次大选中，虽然仅获得7.5%的选票，没有能够按照土耳其选举法， “参加竞选的政党要求获得10%以上选票，才有资格进入议会”的规定，取得土耳其国民议会中的席位〔13〕，但在1991年10月20日土耳其的第19次大选中，获得了约13%的选票，取得了巨大成功。尤其是繁荣党在1994年3月举行的全国地方选举中，一鸣惊人，获得了19.01%的选票，并赢得首都安卡拉和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等重要都市的市长位置，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响。在1995年12月24日举行的土耳其第20次大选中，该党再创佳绩，以21.38%的得票率夺魁，赢得550个议会席位中的158个， 一下跃居为土耳其的第一大政党〔14〕。这不仅震动了土耳其政坛，在中东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引起了整个国际舆论的普遍关注。土耳其是中东地区最早实行世俗化改革的国家，它一向被西方国家认为是中东伊斯兰国家海洋中一个非宗教的指路明灯。因此，具有伊斯兰性质，得到广大穆斯林支持的繁荣党，在土耳其的政治舞台上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功，对西方世界的冲击，对伊斯兰教世界的鼓舞，都是可想而知的。
    1996年1月9日，土耳其总统德米雷尔依照惯例，首先授命第一大政党繁荣党主席埃尔巴坎组阁，正式揭开了由繁荣党组阁的帷幕。但由于繁荣党的政治主张难为其他各政党接纳，因而各政党领导人纷纷表示不愿意与其为伍。繁荣党终因找不到合作伙伴，难圆执政之梦，不得不交回组阁权。1996年3月6日，由土耳其第二大政党祖国党与正确道路党组建的第53届政府成立〔15〕。虽然土耳其总统和军方出于抑制伊斯兰宗教势力的扩张和稳定政局的需要，公开支援两党的联合执政，但好景不长，由于执政两党之间的明争暗斗，导致了联合政府的垮台，从而为繁荣党再次面临组阁带来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执政大局，繁荣党吸取了上次组阁失败的教训，审时度势，对其政策作出了必要的调整。首先注重挑选党内温和派人士入阁，减少了强硬色彩，并明确承诺将坚持世俗制度和民主，遵循凯末尔主义的原则，同时还通过一些军人出身的议员向军界首脑疏通。在经济方面，同意实行市场经济机制，继续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快私有化进程，并允诺加快与欧洲关税同盟统一的步伐，履行对其承担的义务。更重要的是，同意将财政部之外的其他重要经济职能部门的领导权交给执政伙伴正确道路党。在对外政策方面，繁荣党明显降低了反西方的调子，表示在增进同伊斯兰国家关系的同时，将保持土耳其同西方的密切关系，并遵守土耳其承担的国际义务，继续谋求加入欧盟，同时让正确道路党主席，前总理奇莱尔兼任外交部长。繁荣党的举措，对改善其形象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当主要繁荣党成员参加的新政府组成和施政纲领公布以后，土耳其的传媒舆论总体上反应平和，以捍卫凯末尔世俗主义原则而著称的军方对繁荣党的态度也趋向缓合，一些著名的经济界人士也表示审慎的欢迎。特别是新政府成立的当天，伊斯坦布尔股市的综合指数即上扬了3.33%，显示了一个好的兆头〔16〕。但另一方面，鉴于繁荣党一贯坚持反西方与反世俗化的伊斯兰强硬立场和主张，加之组成本届联会政府的两大党派政策大相径庭，人们对新政府的疑虑尚未冰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忧心忡忡。因此，如何进一步改善形象，争以社会更广泛的支持，为顺利施政创造必要的条件，仍然是繁荣党和由它领导的联合政府所面临的急迫课题。1997年6月18日，在执政不到一年的时间，繁荣党主席、 土耳其总理埃尔巴坎向土耳其总统提出辞呈，总统德未雷尔接受了他的辞呈，并于6月30 日批准了由土耳其祖国党以及民主左派党和民主土耳其党组成的新内阁。自1997年初以来，土耳其军方不断地向埃尔巴坎政府施加压力，以防止其领导的繁荣党推行政教合一的政策。与繁荣党组成联合政府的正确道路党内部也对繁荣党的反世俗主义势力表示不满，并且威胁要退出联合政府。在这种形势下，埃尔巴坎总理不得不提出辞呈〔17〕。具有伊斯兰宗教色彩的繁荣党成为主要执政党，在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尚属首次，这一方面将使土耳其已经实行70多年之久的世俗社会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在土耳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中，仍然是凯末尔主义，伊斯兰的社会趋向只能是有限度地发展。根据土耳其的第20次大选结果情况来看，参加竞选的政党获得10%以上选票而进入议会的五大政党中，除繁荣党外，其余具有世俗性质的祖国党、正确道路党、共和人民党和民主左翼党共获得选票74.18%。 这说明凯末尔的世俗主义原则在土耳其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伊斯兰宗教要想完全取代凯末尔主义还是有较大的困难。
    四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不是偶然的，总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土耳其国内的伊斯兰宗教迅速复兴崛起，其发展势头之快令人刮目，成为土耳其社会首屈一指的政治力量。战后土耳其国内伊斯兰宗教势力的复兴崛起并非偶然，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原因，是土耳其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社会矛盾不断发展的某些客观必然性的一种反映，此外，也有一定的国际与地区形势变化的背景。
    首先，土耳其是一个具有数百年伊斯兰历史的国家，在99%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口中，思想、生活方式和文化艺术全部都深而又深地渗透着古老的伊斯兰传统，尽管这些传统已经转变成为一些显然和过去有所不同的新东西，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们依然毫不动摇地保持着伊斯兰特色。虽然从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改革开始到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西化运动之后，土耳其的社会有了极大的变化，其程度也是任何外界观察家所想象不到的。但是其宗教观念和传统根深蒂固，特别是土耳其生活和文化的最深远的伊斯兰的老根仍然活着，作为在土耳其穆斯林的这项标记，仍然是不可动摇的。这种历史文化的积淀，为战后土耳其国内伊斯兰宗教再度复兴并得到弘扬，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和深厚的社会基础。
    其次，战后随着土耳其从一党制向多党制政体的演变，宗教复兴在土耳其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是不容易估计的，伊斯兰教必然地又变成为了一项社会政治争端的工具。土耳其历届政府由于维护执政的需要，不断放宽对宗教的限制，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宗教发展的政策与法规，从而为伊斯兰教的复兴，扩大其影响大开方便之门。此外，土耳其的一些主要党派由于害怕让对方得到宗教的支持之利，特别是出于竞选的需要，也极力地迎合社会上的宗教情绪，把赌注押在选民的宗教感情上。与此同时，伊斯兰宗教势力也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扩大宗教组织、加大宣传力度，培养宗教骨干和中坚力量，同世俗主义争夺阵地，以致土耳其的各个党派，谁也不敢对它加以忽视，更不要说去表示反对。
    另外，战后近几十年来，由于社会的转型，导致土耳其的政局多变，社会动荡，加上经济又不景气，物价高昂，失业增加，腐败蔓延，贫富分化，社会矛盾特别突出，而历届政府又治国乏术，建树不大，导致人民的失望情绪和离心倾向与日俱增。土耳其的伊斯兰宗教势力抓住群众对现实的不满和求变心理，大力宣传其有关真主面前人人平等和社会公正的说教，在社会中下层群众中引起共鸣，促成了他们宗教意识的增长，加大了伊斯兰宗教的社会吸引力。
    最后，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也为土耳其伊斯兰宗教的复兴与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在战后冷战政治格局中，土耳其落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中。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为了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压制社会进步势力，在政治宣传中开始利用伊斯兰教的思想，借助宗教势力进行斗争。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中东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抬头，推动和影响了伊斯兰宗教思潮在土耳其的加速发展。土耳其同中东地区的一些伊斯兰国家和组织往来频繁，关系密切，甚至做出了许多有悖于土耳其世俗主义原则的事情。这一非法的客观效果，是有利于土耳其伊斯兰宗教趋向的发展与加强。反过来，它的崛起也呼应了中东地区伊斯兰教势力的膨胀势头。
    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转变，必须伴随着宗教的解放，即宗教组织同政权力量的逐步脱离，以及宗教意识形态和教条礼仪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禁锢的日趋松驰。因此，凡是有过宗教传统和严酷宗教压迫的社会，如果没有这种解放，那么以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蓬勃发展以及一定限度的政治民主为特征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建成就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凯末尔要在土耳其坚持世俗化改革原则的根本原因。然而，伊斯兰世界则因近代时期陷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使宗教问题呈现更为复杂多样的面貌。宗教斗争离不开各国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经济条件，后者决定着宗教斗争的性质、内容、方式和阶段性。这也就是战后土耳其伊斯兰宗教为什么复兴的根本原因。
    目前，诸如土耳其应当怎样实现现代化，尤其是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伊斯兰宗教是一种积极的社会政治因素，还是一种消极因素，是会推动土耳其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还是会严重阻碍现代化的发展，是与凯末尔世俗主义的原则势不两立，还是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获得新的社会政治内容，去进一步完善与补充凯末尔世俗主义的原则，是土耳其整个社会普遍关注和反思，并且急需要予以回答的现实问题。土耳其的社会毕竟已经有了70多年世俗主义居主导地位的历史，尤其是经历过相当时期西方类型式的民主制发展之后，再回到过去政教合一的旧体制，是完全不大可能的。但是，按照现代思想和生活水平推行的一种真正的宗教复兴，还是可以在伊斯兰教与现代化之间，在寻求发展与传统之间，在新现实与旧信仰之间，找到了一个可行的折衷办法与平衡点来的，从而使土耳其整个社会能够在避免冲突的情况下，一方面沿着他们父辈指出的通向自由与进步的道路，同时也沿着他们祖辈指出的通向真主的道路前进。
    注释：
    〔1〕〔9〕〔10〕〔11〕德·耶列梅也夫：《伊斯兰教与土耳其的政治斗争》，《今日亚非》1981年第10期。
    〔2〕彭树智：《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第95页。
    〔3〕〔4〕〔5〕〔6〕〔7〕〔8〕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6、440、441、442、444、443页。
    〔12〕李国福：《土耳其总统苏莱曼·德米雷尔》，《现代国际关系》，1995年第5期。
    〔13〕〔14〕陈德成：《土耳其繁荣党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初探》，《西亚非洲》，1996年第4期。
    〔15〕邝生炎：《土耳其组阁柳暗花明》，《世界知识》，1996年2期。
    〔16〕邝生炎：《冲击世俗制度》，《世界知识》，1996年第15期。
    〔17〕新华社，安卡拉1997年6月3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