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庙和神谕所对古希腊人所起的作用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古希腊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希腊不少城邦以神庙作为公民集会和议事会议政的场所，在那里作出许多关于城邦事务的重大决策。神庙还是存放法律文献和城邦条约的“档案库”，一些法律被刻在城市主要神殿的墙上。例如，人们在阿波罗神殿的墙上发现了著名的克里特的哥太恩（Gortyn）法典。〔34〕
    古希腊人的政治联盟--“近邻同盟”是以神庙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埃陀利亚联盟的集中地是位于忒耳摩斯的阿波罗神庙，小亚细亚的十二个伊奥尼亚城市的代表在米卡利的波赛东神庙聚会，多利亚人城市的代表则在克罗多斯的阿波罗神庙会合。最著名的近邻同盟是皮里翁近邻同盟（Pylaen Amphictony）， 它形成于德摩比利的德墨忒耳神庙附近，通过第一次神圣战争，同盟取得了对德尔斐神谕所的控制权，其中心也迁到了德尔斐。〔35〕
    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谕所对古希腊人的殖民建邦和政治纷争具有重大影响，宣布神谕的女祭司--佩提亚往往成了调停者和仲裁人。殖民城邦的建立者（Oikist）在殖民之前，一般要到阿波罗神谕所请示神谕。在那里，他被授与宗教权力并得到关于殖民地点的启示。〔36〕斯巴达人得到德尔斐神谕的支持，在利翁、阿尔息达和和达马刚三人的率领下建立了殖民地赫拉克里亚。〔37〕深受干旱之苦的铁拉人，根据德尔斐的神谕，在利比亚建立了殖民地。〔38〕据说，吕库古是从德尔斐求得“瑞特拉”神谕后，开始在斯巴达实行政治改革的。德尔斐神谕也为梭伦夺取萨拉米和当选雅典执政官助了一臂之力。〔39〕在德尔斐神谕的促使下，斯巴达人帮助流亡的阿尔克迈欧尼德家族推翻了雅典的僭主统治。〔40〕
    古希腊宗教还是引发许多政治事件的导火线和评判政治是非的标准，并对民众的政治倾向产生影响。众所周知，公元前五至四世纪，哲学家普罗塔哥拉和阿那克萨戈拉以及诗人狄亚哥拉斯等希腊知名人士均受到了“不敬神灵”的指控和审判。当时最引人注目是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他因被指控为“不信城邦所奉的神，企图引入新神，并以此来败坏青年。”而被定为死罪，〔41〕最终饮鸩而亡。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远征西西里的军事统帅亚西比得因为赫尔墨斯神像被毁坏和神秘祭祀事件，在到达目的地后被传召回国受审，致使他中途逃跑，去向敌对的斯巴达人献计献策。〔42〕失去了统治权的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靠一个装扮成雅典娜女神的女人佩阿的陪伴，顺利地进入雅典城，重新登上了僭主的宝座。这个在希罗多德看来历史上最愚蠢的办法，居然能够在希腊人中间素称是最聪明的雅典人身上行得通，〔43〕足可以说明神在古希腊人心目中的位置。历史的记载向我们充分显示了古希腊宗教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古希腊宗教不仅维系着古希腊社会组织内部的团结，而且调节了古希腊人的焦虑心理，还是影响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宗教深植于古希腊社会的土壤之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古希腊人既是理性的人，也是信仰的人；他们不但靠哲学和理性，同时也靠宗教信仰来调节他们的实际生活。因此，过高估计理性对古希腊人的影响，忽视古希腊宗教的社会作用的观点是不足取的。
    二
    为什么在理性初步发展的古希腊，宗教仍然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
    首先，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和生存性农业是古希腊宗教得以流行的经济根源。
    约翰·古尔德在《对希腊宗教的理解》一文中指出：“我们必须承认古代世界生活的危险，并考虑到其技术资源的真正贫乏。生活的支持，即使是在当时繁荣而‘先进’的雅典，也几乎完全是建立在采用最低农业技术的生存农业的基础之上的。”〔44〕这段话十分清楚地阐明了古希腊宗教存在的历史背景。
    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在古希腊社会居于主导地位。在古希腊各城邦中，公民的主体是农民。公元前403-402年，雅典四分之三的公民是农民，并习惯于生活在土地上。〔45〕当时，希腊公民财富的主要形式是土地。公元前594年，雅典执政官梭伦进行改革时， 按照人们的土地收入来衡量公民的财富，并据此把他们分成“五百斗级”、“骑士级”、“偶牲级”和“泰特级”等不同等级。〔46〕在古希腊社会里，公民权与土地占有权是一致的，公民视土地如同生命，有时就是亏本负债，他们也要全力保护土地。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工商业在古希腊经济中占有一定的地位，由于古希腊部分城邦粮食不能完全自给和外邦人、奴隶辛勤劳动等因素，在古风和古典时代，古希腊各城邦的商业和手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时，科林斯和雅典等雅典城市开始制造自己的钱币。〔47〕商人阶层在古希腊社会中发展起来，希腊语言承认三种不同类型的商人；Kapelos指当地商人，Naukleros和Emporos都涉足对外贸易。 〔48〕约从公元前六世纪开始，希腊出现了一些小的手工业作坊，并产生了一些专门或部分时间从事手工业劳动的工匠。考古学家在这个时期雅典的陶工遗址发现了许多制作陶器的古典炉子。〔49〕
    然而，我们不能过高估计工商业在古希腊社会中的作用。古希腊城市手工业生产规模狭小，对公民公社收入影响不大。哈塞布洛克在对伯利克里、赫尔米普斯和阿里斯托芬等人作品中提到过的有关雅典和比雷尤斯的进出口贸易的详细情况进行分析后指出：没有一个作家在研究可能给公社带来财富的物品时，提到过手工业产品。〔50〕古希腊商人资金匮乏，缺少基本的记帐知识、商业结构简单，信贷业信用得不到保证，银行主大都只向朋友进行偶然性的贷款。〔51〕虽然古希腊各城邦铸造了货币，但即使到了公元前四世纪，希腊不同地区的商业活动，仍然大量地采取物物交换的形式。〔52〕处于如此规模和发展水平的工商业，当然难以代替农业在古希腊社会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古希腊人的文化和精神风貌。主要从事的是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的古希腊人对似乎主宰一切的超自然力量抱着深深的恐惧，他们企图用宗教建立起抵御无秩序的屏障，以祭祀奉献来换取风调雨顺，这就是古希腊人虔诚信神的经济原因。
    其次，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的存在，是古希腊宗教得以流行的社会心理根源。
    除了前面所说的自然灾害的危险之外，古希腊人本身的生命也面临着疾病和死亡的严重威胁。由于医疗技术和条件及其有限，患病者特别是瘟疫感染者死亡率是很高的。众所周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瘟疫夺走了许多雅典人的生命，就连首席将军伯利克里也未能幸免。依照据说是希波克拉特斯所写的瘟疫病例记录的说法，他治疗的42名患者中，有25名不幸死亡。〔53〕显然，古希腊人面临着我们现代人难以想象的自然压力，他们的生存环境是十分艰难的。
    社会的不平等是摆在古希腊人面前又一严峻的事实。雅典的平民一直受贵族的压迫，为此他们进行了反对贵族的长期斗争。梭伦改革前，“富人和穷人间的不平，似乎已经达到了顶点，整个城邦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54〕雅典的繁荣是建立在剥削奴隶劳动基础之上的。由于奴隶主对奴隶的压迫，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有两万多名奴隶逃到斯巴达。〔55〕受到斯巴达人残酷压榨的希洛人不断起来反抗，因而斯巴达的历史充满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希洛人起义。〔56〕
    古希腊社会不仅存在着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矛盾，而且男女的社会地位也极不平等。以公正而自许的梭伦废除了各种形式的自卖为奴和把子女卖为奴隶的行为，只有一个例外，即男性保护人有权出卖已丧失了贞操的未婚妇女。他对公民妇女的行走、服丧、嫁妆、饮食等都作了具体详细的规定。据说，他还建立了国有妓院，以吸引外邦人。〔57〕公元前四世纪伪德摩斯提尼的名言--“我们拥有情妇供我们享乐，拥有侍妾为我们服务，而我们的妻子则为我们生育合法的子女”，〔58〕充分反映了古希腊妇女所处的从属男性统治的地位。
    受到自然和社会压迫的古希腊人必然感到痛苦和困惑。宗教能够向人们提供减轻困惑和试图解释不公正的世界观。〔59〕贝格尔指出：遭受疾病折磨或同类压迫的个人，切盼摆脱这些不幸。但是他同样也希望知道，为什么这些不幸竟会落到他的头上。神正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它们对于社会力量与权益的普遍不平等的解释。正是靠这个功能，神正论直接论证了特定的制度秩序的合理性。〔60〕
    古希腊宗教就具有这种提供解释的神正论功能，它使古希腊人把自己的苦难及死亡移位到具有慰藉作用的宇宙意义的层面上，令平民、奴隶和妇女感到不那么难以忍受，也为贵族、奴隶主和男性享有的特权作出了辩护，从而维系了各城邦的社会秩序。古希腊宗教的这种社会心理功能，无疑是它能够吸引众多希腊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古希腊人认识能力的局限，是古希腊宗教得以流行的认识根源。
    以理性思维为特征的古希腊哲学与宗教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一方面，古希腊哲学把人与自然区分开来，在观察事实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解释自然、社会和人生，因而与感性直观的宗教世界观有着根本区别。另一方面，由于哲学是从宗教神话中分离出来的，它与宗教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直到希腊化时代，希腊哲学仍保留着非常多的宗教甚至神话题材。〔61〕
    由于生产力和科学发展水平低下，成长中的哲学和理性还远远不能回答有关宇宙和人生的全部问题，这就使得古希腊人往往从宗教中寻找答案。不但是文化程度低的劳动大众笃信神灵，就是当时走在理性思维前列的古希腊哲学家，也难以摆脱宗教的影响。被认为是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的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的始基，世界是有生命的，并且充满了神。〔62〕把数看成事物本性的毕达哥拉斯“建立了一种宗教，主要的教义是灵魂轮回和吃豆子的罪恶性。”〔63〕因宗教信仰受到指控的苏格拉底并不否定神的存在。以理念建构其哲学体系的柏拉图发展了毕达哥拉斯的神秘主义和灵魂说，他的思想对基督教哲学和神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此可见，因为受到知识和认识能力的限制，包括哲学家在内的广大古希腊人都受到了敬畏神灵观念的深刻影响。在他们的思想中，信仰与理性难以分开地纠缠在一起。
    古希腊宗教是了解希腊乃至西方文化的一把钥匙。笼罩西欧上千年的基督教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发展，不仅仅归结于希伯来文化，古希腊宗教与哲学也有其作用。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古希腊宗教提供的丰富材料，从中探寻古希腊人心智发展的轨迹，以便更好地理解宗教依然存在的当今世界。
    注释：
    〔1〕E·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页。
    〔2〕参见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杨照明、艾平译， 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69-91页。
    〔3〕〔59〕K·A·罗伯特：《社会学视域中的宗教》（Keith A·Robcrts,Religion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多西出版社，芝加哥，1984年，第60；66页。
    〔4〕罗纳德·约翰斯通：《社会中的宗教》，尹今黎、张蕾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页。
    〔5〕〔9〕〔18〕〔20〕〔22〕〔24〕泰丢斯·齐林斯基：《古希腊的宗教》（Thaddeus Zielinski,The Religion of AncientGreece），阿雷斯出版公司，芝加哥，1975年，第92-93；100；43；46； 48-49；52-53页。
    〔6〕〔11〕〔19〕古朗士：《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 李玄伯译，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第27；100；130页。
    〔7〕〔41 〕罗伯特·弗拉塞列雷：《伯利克里时代希腊的日常生活》（Robert Flaceliere,Daily Life In GreeceAtTheTime Of Pericles）英译本，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纽约，1974 年， 第196-197；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