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格利戈里·金和约瑟夫·麦西提供的社会构成资料，以及最近林德特和威廉逊对18世纪职业结构的修正数据，发现17-18世纪的英国社会已不是西欧大陆上尚存的两层式（土地贵族与依附农民为主体）社会，而是较早地发展成为一种以“土地贵族-中间阶级-工资劳动者”为主体的新的社会结构“〔14〕。英国与欧洲大陆在社会结构上的差异，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启示：英国较其他地区或国家更早地出现了”工业化的社会环境“，这是它率先启动工业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18世纪英国这种”三层式“社会结构为英国启动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动力和阶级力量。但是，谁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主体力量？我们坚持”从下往上看“的史学方法，从工业革命前夕英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个人在这一结构中的经济行为来分析。
    英国社会的顶层是贵族和乡绅构成的土地贵族。贵族和乡绅的共同特征是垄断土地所有权，除自己经营少量土地外，绝大多数土地租给农场主经营，自己坐收地租。社会的底层是农业工人、城市工人、矿工和仆人等一批出卖人身自由、出卖劳力的工资劳动者，也包括贫民、游民、渔民和乞丐等一些”潜在的工资劳动者“。根据格利戈里·金和约瑟夫·麦西提供的社会构成资料显示，在三大阶级的力量对比上，土地贵族、”中间阶级“和工资劳动者以家庭数目算分别占1.2%、58.8 %和40%；以占国民总收入的经济收入来计，又分别为14.3%、74.7%和11%。这些数字给人这样一种表面印象：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经济收入上，”中间阶级“都占居了绝对优势。然而，这个”中间阶级“是一个多层次的、重叠的阶级，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方式有较大差异，根本不可能被笼统地称为现代社会意义上的”中产阶级“。
    这一时期的”中间阶级“至少还可以分出两个层次：上层是大商人、大企业主、银行家、大农场主以及政府官员、军官、教士和律师等自由职业者。大商人和银行家大多居住在大城市、大港口和内地大城镇，从事海外和国内贸易，开设银行，有的还控制企业和工业，乃至城市政权。一部分商人同贵族有密切联系，对国家政策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从国王和议会取得各种贸易垄断权。也有部分大商人凭借自己的实力，冲破国家立法的限制，独立开拓海外贸易而成为最富有的阶层。这一层次的人是早期的资产阶级。在金氏的统计中，商人一项包括了各种工业家、企业主，年收入约在40-200英镑之间， 说明这一时期的工业生产规模一般不大。诚然，在工业革命开始前，少数大企业已经在纺织业和冶炼业出现。这批人往往通过购买土地或与贵族联姻跻身于土地贵族阶级和政府统治集团。 大农场主是农村中间阶级上层， 一般拥有（占有）100至1000英亩以上的土地。
    “中间阶级”的下层，犹如笛福所说：“就像数天上星星”，难以统计。17世纪末金氏估计有5万人，而半个世纪后麦西统计达16.25万人。他们往往被记载为“商人”，其实包括了店主、小贩、小业主、独立手工业主。他们中有的是零售商，如帽商、手套商、书店主和文具商等；有的则直接生产并销售自己的产品，如铁匠、鞋匠、铸匠、细木匠和木匠等；还有一批人被记录为“农场主”，其实是一些占地30-100 英亩的自耕农（家庭农场主）。这一层次的人掌握了少量生产资料，既是生产的组织者，又是具有熟练生产技能的劳动者。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简单商品生产者，并与工资劳动者构成劳动大众阶级。这个劳动大众阶级才是工业革命的主体力量。
    英国的“三层式”社会结构，除了为促成现代化的社会环境提供了社会主体力量外，还具备了现代化所必需的两个社会特征，即开放性和流动性。这两个社会特征使英国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发挥了充分的效能。英国土地贵族阶级从两重意义上说是开放的，一方面，贵族的爵位和地产实行长子继承制，其他儿子势必离开贵族集团另谋仕途或去经商；另一方面，上层中产阶级成员可以凭其资本实力，购得土地、选区和骑士或绅士的衔头，个别可以买到爵位而跻身于贵族行列，或与贵族联姻，希望儿孙有朝一日成为贵族。乡绅正是这种开放性促成的一个不定形的社会阶层，处在贵族与中产阶级的重叠之外。乡绅当中有贵族后裔、富裕商人、大企业主，也有大农场主的后代。这个阶层是英国“三层式”社会结构特有的，欧洲大陆国家难以找出与其相应的阶层。乡绅以下的社会阶梯上，各层次间的界线更加模糊。商人从事贸易，也可控制和经营企业；小业主既是经营者又是直接生产者；自耕农会是农场主，也会外出兼营手工业，乃至充当工资劳动者。因此，社会阶层向社会个人开放，社会个人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动性，结果使社会结构内部总是充满活力。
    与社会开放性相联系的是社会流动性极大。社会流动主要表现在社会个人的区域流动、职业流动和经济地位的流动。社会的区域流动主要是工资差别、圈地运动以及乡村工业的发展及其不平衡造成的。苏格兰人、爱尔兰人以及混合型农业区的农民不断流向城市、集镇和工业区，使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不乏。社会的职业流动更加容易，特别在新兴工业区更为明显。此外，英国家庭中流行的“周期性仆从”制也鼓励青少年较早地开始选择自己的职业〔15〕。商人和企业主则经常根据市场的变化灵活地改变投资和经营方向。这种社会职业流动过程是现代化环境形成的内在要素，它在经济动荡和重组的过程中，加强了社会反应的灵活性，有利于资本和劳动力及时地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新兴工业部门。社会的经济地位流动表现为社会阶级和阶层内部的分化和流动。在手工业生产部门，掌握原料分配和产品销售的商人上升为企业主的颇为多见，也有一些企业主是由熟练工匠转化而来的。出身贫寒通过学徒制上升为企业主，甚至成为乡绅者也大有人在。东北部最大的煤商和盐商威·柯斯特沃思原来是一个蜡烛商学徒，后来成为大商人和化学家，是伯明翰纺纱厂和化工厂、苏格兰卡隆冶铁厂和伦敦大面粉厂的合伙人和康沃尔铜矿企业的大股东。当然，社会地位的流动不全是向上的，乡绅和商人的破产也是常见的。至于农村中家庭农场主的破产和消失更是不计其数，他们多数转化为工资劳动者。
    总之，工业革命之前，英国社会结构中正在孕育着现代化的社会母体--“三层式”结构。这种结构以广大的劳动大众、阶级社会的基本生产为主体力量，并形成特有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使生产力要素得以充分发挥。这种社会结构更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因素的变化，而且对这些经济因素的变化又能作出灵活反应，使英国的工、农、商、运输等部门的发展不同于大陆各国，也使英国的人口变化、资本积累和科学发明不同于大陆国家，从而为现代化的开始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四、新教精神为工业化确立了新的价值取向
    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及托尼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都已注意到清教主义对工业化的巨大作用。清教的“先定学说和上帝选民意识”，被马克思确定为当时资产阶级最激进部分的要求。这种要求反映出一种新的精神和价值取向。
    英国清教的出现是在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前，对经济发生真正影响则是在复辟时期各种极端清教派别如圣公会、教友派、长老会、再洗礼派、独立派以及千年会等的出现之后。他们在反抗国教迫害的斗争中获得宗教宽容、合法存在的地位和信仰自由的权利。然而在宗教界和社会上仍然遭受歧视，法律和教规断绝了他们的仕途，但给他们留下了在工商业活动中寻求发展的机会。清教各派组合成一种特殊的社会圈，并在生存斗争中创造出了具有强烈经济追求的新教精神，为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的社会确立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行善赎罪、勤俭劳作与上帝选民意识融为一体，形成了新教精神。英国清教各派对生存目的有一种共同的认识，即“颂扬上帝是存在的目的和（存在的）一切”。这一认识例示马克斯·韦伯称之为“价值理性”行为的劝世活动〔16〕。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注重来世的观念被“功德行善”和注重现世生活所取代。用清教时代解释新教精神的权威巴克斯特的话来说，“一个救世良方是……通过永不停息、坚持不懈的劳作改造尘世、征服尘世的诱惑，乃是责无旁贷的义务”。“公益服务是对上帝最伟大的服务。”〔17〕在清教主义的概念里，上帝的遴选是靠“行善”来证明的，要“行善”，在个人的职业中刻苦劳作是必要的，因为劳动能使人取得职业的成功，这乃是追求的目标和救世的标志。这样，社会功利标准取代了赞颂上帝的标准，社会功利主义被确立为新教精神的核心。
    崇尚个人才能和力主个人权益的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构成了他们的价值取向。用威斯利的名言来概括，这种价值取向便是：“尽你之力赚钱，尽你之力节俭，尽你之力舍予。”〔18〕这种价值取向也表现在清教徒的职业选择上。巴克斯特在他的《基督教指南》里对职业选择的必要性和职业分级排序作了精心的论证：“假如其他条件都不变，则应选择最能为公众行善的职业。按可取程度为度的各种职业是：学识型职业、农业、商业、和手工业。”〔19〕学识型职业的突出地位是与他们注重谋利教育相一致的。谋利教育的主要教育内容为：数学、物理学和语言。这些学科的选择也例示清教思想的价值取向，数学代表理性主义，物理学代表经验主义，语言是获得知识的手段。
    在历史变迁中，这种新教精神和价值取向成为英国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权威抗衡的武器。这正是新教虽同是欧洲的社会文化现象，但在英国产生不同效果的原因。英国非国教派各自构成独特的宗教小团体，集中在英格兰北部和米德兰，与这两个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决非偶然的巧合。在这一带，各种非国教派占据一定的经济行业与地盘。教友派垄断冶金、酿酒、金融等行业；唯一神派控制纺织业，长老派在苏格兰的机械行业中占有优势。他们的价值取向与创业精神使这一带成为后来工业革命的主要区域。
    非国教派的新教精神和价值取向培养出自己的人才。非国教派拥有一套自己的旨在培养新教精神的教育制度。由于法律禁止非国教派进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伊顿公学，非国教派便设法创建了自己的学校，苏格兰大学便是一例。这类学校的课程设置具有强烈的工商业实用倾向，例如数学、外语、笔记、实用哲学等等，毕业实习地不是去“大旅行”，而是去欧洲商业中心实习。新教育体制为英国开始工业化培养出一批新人，故而艾什顿赞道：非国教派的教育制度“一方面，才能和智力从长老派的苏格兰流入英格兰”，“另一方面，18世纪英格兰的非国教派学院成了科学母体”。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的发展构成现代化社会环境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教精神活跃了学术思想，热心科学的人越来越多，外国的工匠也大量涌入英国，著名的格雷山姆学院就建立于这个时期，它以科学教育为主，让伦敦市民自由听讲，不收学费，遂成为英国科学活动的中心〔20〕。
    1660年成立的皇家学会是新教精神发展的实体化。该学会的几位创始人都具有强烈的清教倾向。著名的皇家学会领导人、瓦德海姆学院院长约翰·威尔金斯“对清教主义的原则怀有强烈的嗜好”；约翰·沃利斯、约那丹·哥达德以及后来的罗伯特·波义耳和威廉·配第等皇家学会领导人员都是清教徒。在1663年皇家学会首批会员名单中，有清教倾向者可考的就有42人，已占会员总数的62%〔21〕。正是这一大批热爱实验科学的清教徒把英国的科学运动推向了高峰。1662年皇家科学院明确规定其宗旨为：“皇家科学院的工作是通过实验方法促进对自然事物、一切有益于工艺、制造业、机构应用、发动机和各种发明的知识。”皇家科学院的工作又推动了其他各种科学团体的产生， 如工艺学会 （1754）、皇家学社（1799）以及各郡的农业学会。科学和教育在非国教派建立的各种学校和科学团体中具有强烈的工商业倾向。因此，在非国教派中涌现出了数量较多的科学家和发明家。据统计，非国教派仅占全国人口的5%，但他们却占全国企业家和发明家的49%。所以， 艾什顿说，“英国科学思想是工业革命的原因之一。从机械师、冶铁匠、化学工业家和工具制造家的名单和皇家科学院成员的名单上，就可以看出当时的科学与实际应用有多么密切的关系。”科学思想的扩散无疑与新教精神和价值取向紧密联系，并且成为英国工业化环境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
    英国工业革命正是在上述经济基础、社会政治及文化环境中启动的。从18世纪80年代到以后的三代人里，一场史无前例的、意义深远的革命在整个英格兰展开。“从那时起，世界不再是以前的世界了。”的确，英国工业革命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新时代的伊始。工业革命首先使英国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为其资本主义现代化奠定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使之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殖民帝国和世界金融中心。更为重要的是，英国工业革命拉开了整个世界向工业化社会转变的“现代化”帷幕，并向整个世界展示了“现代化”的一种初级发展模式。
    注释：
    〔1〕亚伦：《两次英国农业革命》， 载凯布贝尔和欧夫顿主编的《土地、劳动力和牧畜》，曼切斯特1991年版，第239-241页。
    〔2〕杨杰：《英国农业革命与家庭农场的崛起》， 《世界历史》1993年第5期，第2-11页。
    〔3〕亚伦：《圈地运动与自耕农》，牛津1992年版，第63-69 页。
    〔4〕诺曼·朗：《农村社会的家庭和劳动力》，伦敦1984年版， 第2页；杨杰：《家庭史学派》，《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3期，第23页。
    〔5〕〔7〕〔14〕胡德生：《工业革命》，伦敦1992年版，第65页，第76页，第54页（表2-3）。
    〔6〕邓格拉斯：《英国历史文件集》第12卷，伦敦1956年版， 第218页。
    〔8〕〔15〕布鲁尔：《权力之砥柱》，伦敦1989年版，序言， 第511页，第111页。
    〔9〕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90页。
    〔10〕王铁之：《试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土地立法的作用及其影响》，载《英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88页。
    〔11〕欧布里恩：《1665-1815年不列颠税收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史评论》1988年第91期，第10页。
    〔12〕波特：《十八世纪的英国社会》，伦敦1982年版，第63页和附表5。
    〔13 〕拉斯勒特：《前辈们的家庭生活和不正当的爱情》， 剑桥1978年版，第34页。
    〔16〕〔17〕〔18〕〔21〕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第114页、86页、171-207页。
    〔19〕理查德·巴克斯特：《基督教指南》，伦敦1825 年版， 第584页。
    〔20〕陈紫华：《一个岛国的崛起：英国产业革命》，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3-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