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唐代前期有关的法律规定看寺院经济的发展变化
    应该说中古时期的寺院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种特殊的经济形式，也是与佛教戒律和封建国家经济利益相冲突的经济形式。在佛教的许多经文中，都提倡寺院僧人不得积蓄财物。如《资持记》卷32《行事抄》中就讲僧尼“制不听蓄如田园、奴婢、畜生、金宝、谷米、船乘等”。在《佛祖统记》卷4中也列举了下列8种物品（包括劳动）为不净之物：“一田园、二种植、三谷帛、四畜人仆、五养禽兽、六钱宝、七褥釜、八象金饰床及诸重物。”凡僧尼积蓄财物，便认为是“妨道中最，不许自营”，否则“准判入重”。在《释氏要览》卷下“僧物”条中，也仅将寺院的财物列入四种：一是寺院僧舍及田园等常住之物，二为僧人饮食的用具，三为前代僧人遗留之物，四为以前寺院僧人未带走的物产。这些财产大都为寺院的使用品，还构不成寺院经济。另外，由于佛教戒律中说寺院僧众常住之物“非己可得私用”，（注：《佛祖统记》卷39。）否则死后要受到因果报应，因此寺院僧人经营的积极性也不高。只有当大量的“富户强丁”借出家为名逃避赋役时，寺院经济才会迅速发展起来。
    寺院经济的发展也与封建国家经济利益发生严重的冲突。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三武一宗”毁佛运动其原因主要是寺院占有大量土地，与国家争夺劳动人口和赋税收入所致。因此，许多明智的统治者大都对寺院经济采取抑制的政策，如唐前期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和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即是如此。他们制定法令和法规，禁止寺院僧人侵占土地和隐匿人口，使佛教完全按照统治者的意愿缓慢地发展。
    相反，在唐前期也一些皇帝不管是自己侫佛或是出于利用的目的，对寺院僧侣给予积极的扶持，寺院经济发展便十分迅速。如唐中宗时，“贵戚多奏请度人为僧尼，亦有出私财造寺者，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注：《旧唐书·姚崇传》。）于是有人指出：“当今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门，避役奸讹者，尽度为沙门。其所未度，惟贫穷与善耳！”（注：《旧唐书·辛替否传》。）由于国家对寺院僧人的管理混乱，僧尼不守法律和戒律的现象就非常突出，寺院积敛财富的现象就非常严重。如在武则天时，“所在分私田宅，多为僧有”，（注：《通鉴》卷205。 ）这都是由于政府对某些法令制度实施不得力所造成的后果。法令制度的松弛，使“天下十分之财，而佛有七八”，（注：《通鉴》卷208。）寺院经济迅速发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唐代前期寺院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国家法令制度的制约。在唐代政治比较清明，国家法令制度制定和执行比较完善的贞观、开元时期，对寺院经济限制严格，其发展也就十分缓慢。当封建最高统治者利用、扶持佛教，各项法令制度松弛的武则天、唐中宗等人统治时期，寺院经济发展就很迅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寺院经济是与封建社会国家经济和法律制度相矛盾的一种经济形式，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值得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