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福建与日本的交往，见于文字记载最早的是在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 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随师父唐高僧鉴真搭乘日本归国的遣唐使船赴日本（注：[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以此为开端，福建与日本之间的商人、僧人、官吏及各色人等频繁往来。
    昙静随鉴真前往日本，一行共24人，带去的物品有佛像、佛具、佛经和字贴等。佛像有功德绣普集变1铺、阿弥陀如来像1铺、阿育王塔样金铜塔1躯等8种；佛具有如来肉舍利3000粒、玉环水精手幡4口， 菩提子3斗等7种；佛经有金字大方广佛华严经80卷、大佛名经16卷、四分律1部（60卷）等33种；字贴有王右军真迹行书1贴、小王（献之）真迹（行书）3贴、天竺、朱和等杂书50贴等3种（注：[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这些物品的采办，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应也参与其中。同时，昙静本人也带上一定数量的香料、药物和佛具等前往日本。鉴真一行在日本传道弘法、校勘佛教经典、建寺庙、行善事，为日本天平时代的佛学、艺术、建筑、医药等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其中也有福建僧人昙静的一份功劳。昙静后来成为鉴真弟子中扬名于后世的18位名僧之一，他担任戒师，并设立放生池（注：[日]《类聚三代格》。）。
    除了福建人前往日本，日本也有人员到达福建。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日本桓武朝遣唐使团赴唐， 七月六日自肥前松浦郡田浦出海，遭遇暴风，大使藤原葛野麻吕的第一舶，在海上漂流34日，于八月十日到达福州长溪县（注：[日]《日本后纪》延历二十四年六月乙己条。）。这是日本官方遣唐使团第一次到达福建。日本遣唐使团一般都有四舶，人数最多的达近600人，少的也有一二百人，设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翻译、医师、阴阳师、船师、船匠、射手、水手、留学生、学问僧等。这次到达福建的遣唐使团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队伍。临行前，日本朝廷举行隆重的朝见仪式，并特别按照汉法做成中国菜，赐宴给大使藤原葛野麻吕、副使石川道益，并制御制诗：“此酒虽不丰，愿祝平安归。”另外赐给藤原葛野麻吕御被三领、御衣一袭，黄金 200两；赐给石川道益御衣一袭，黄金150两（注：[日]《日本纪略》延历二十二年三月庚辰条。）。藤原葛野麻吕等人也将这些赐物的一部分带往中国。
    同时，日本遣唐使团到唐朝，往往带有絁、绵、帛、布等礼品。据《延喜式》载，日本统治者委托遣唐使赠给唐帝的礼物有：“银大五百两，水织絁，美浓絁各二百匹；细絁、黄絁各三百疋，黄丝五百歔，细屯绵一千屯，别送彩帛二百疋，叠绵二百帖，屯锦二百屯，zhù泆布三十端，望陀布一百端，木绵一百贴，出火水精十颗，玛瑙十颗，出火铁十具，海石榴油六斗，甘葛汁六斗，金漆四斗。”（注：[日]《延喜式》卷30《大藏省》。）
    日本遣唐使团出发时，朝廷一般还赠给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知乘船事、译语、请益生、留学生、学问僧等各种人员以数量不等的絁、绵、布。如给大使“絁六十疋、绵一百五十屯、布一百五十端”，副使“絁四十疋、绵一百屯、布一百端”，判官“絁十疋、绵六十屯、布四十端”，录事“絁六疋、帛四十屯、布二十端”，留学生、学问僧“絁四十疋、绵一百屯、布八十端”（注：[日]《延喜式》卷30《大藏省》。）。这些物品主要是为了让遣唐使团成员在到中国后作为费用而赏赐的，使团人员也会带上这些物品的大部分或部分前往中国，作为旅费或交易之用。
    随同这次遣唐使舶到达福建的还有日本僧人空海、留学生桔逸势等。这一年（公元804年）十一月三日， 他们在福建观察使阎济美的安排下，离开福建，由陆路跋山涉水，前往长安。空海在唐朝留学期间，与唐朝著名的僧人、文人广泛接触交流，归国后，努力传播中国文化，著有《文镜秘府论》等数十部著作（注：[日]《大师御行状集记》、《桔逸势传》。）。
    唐大中七年（公元853年），日本僧人圆珍附商舶来到福建， 在福州开元寺就中天竺般恒罗学悉昙（注：[日]《行历抄》。）。日本僧人在福建的寺庙从师学习，与中外僧人进行交流。圆珍后来离开福建，参拜天台山，在越州开元寺研究天台宗，到长安从法全学密教，归国时带回经论章疏441部、1000卷及道具、法物等16种。 他在日本近江开创圆城寺，成为天台宗寺门派的开山祖，被日本醍醐天皇赐给“智证大师”称号（注：[日]《智证大师传》。），为中日佛教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五代时期，中原战乱频乃，南方小国林立，福建为闽国所统治。闽王王审知重视发展海外贸易，在福州设置榷货务，由随王氏入闽的光州固始人张睦任之，张睦“招蛮夷商贾，敛不加暴，国用日以富饶”（注：《福建通志·名宦传》卷3《张睦传》。）。在福建泉州， 王审知的侄儿王延彬继其父王审邽为泉州剌史17年，“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称招宝侍郎”（注：《十国春秋》卷94《王审邽传》、《王延彬传》。）。当时这些船只主要是发往东南亚各国，但也会间接或直接与日本有往来。
    北宋时期，经济发展，政局较为稳定，福建在唐五代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海外贸易事业勃兴。福建商船到达日本的不少。北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建州海商周世昌，船遇风漂流到日本，受到日本朝廷的关照，留住七年才回国。周世昌在日期间，曾与日本诗人互相赠诗唱和，并编成诗集带回给宋真宗。与周世昌同船至宋的还有日本人藤木吉。宋真宗亲自接见滕木吉，还赠送时服、铜钱等物，送其归国（注：《宋史·日本传》。）。
    宋仁宗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秋，福州商客陈文祐由日本归国，第二年（公元1027年），陈文祐又到日本（注：[日]《小右记》。）。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九月，福州商客周文裔再次赴日，十二月，周文裔上书右大臣藤原实资，并赠送土特产品（注：[日]《小右记》）。
    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福州商客潘怀清前往日本（注：[日]《朝野群载》。），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潘怀清献佛像给大宰府（注：[日]《续本朝通鉴》。）。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日僧成寻乘中国商舶来华，他在所著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写道：“当时船头有三人，一为（广东）南雄人，一为福州人，一为泉州人。”（注：[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这艘宋朝商船船头的三人中福建人占了两位。
    徽宗崇宁元年至四年（公元1102-1105年），泉州商客李充曾两次到日本从事贸易（注：[日]《朝野群载》。）。他第二次再到日本大宰府时，呈上本国的公凭，请求贸易。这份公凭，至今还保存在日本的古代典籍中，为《朝野群载》一书所辑录。这份公凭不仅登记了全体船员的姓名、所有货物的名称及船上的其他器具，还记载了有关舶船出海的各项具体规定，为我们了解当时中日之间的海船组织、市舶制度及进出口货物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北宋时，福建已有比较固定的开往日本的航线，曾任福州太守的蔡襄，在其所著的《荔枝谱》中记道：“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注：蔡襄：《蔡忠惠公法书》卷五。）福建商船往返于福建与日本等国之间。
    到了南宋，航行在东海两侧的商船除了福建船等中国商船外，又增加了日商的船只。据《开庆四明续志》载：“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注：《开庆四明续志》卷8“蠲免抽博倭金条”。）可知有很多日本商船驶往南宋的明州。离明州不远的福建也常有日本商船到达。据南宋理宗时泉州市舶提举赵汝适撰写的《诸蕃志》“倭国”条载：该国“多产杉木、罗木，长至十四五丈，径四尺余，土人解为枋板，以巨舰运至吾泉贸易。”（注：赵汝适：《诸蕃志》卷下《倭国》。）日本商人常运载杉木板、罗木板直接驶往福建泉州港进行贸易。日本各色人等到福建的也不少，南宋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日本僧人庆政上人侨居泉州，从事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归国时带回福州版《大藏经》和其他书籍（注：[日]高山寺旧藏《波斯文书》，转引自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3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