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综观唐宋时代福建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可以看出有如下两个特点：
    一是从国家间的官方交流，逐步走向民间商人贸易。
    唐代前期和中期，由于受生产力条件的限制，日本与福建的交流往往要依靠国家的强大力量，要靠官方组织的遣唐使团，个人的力量是无济于事的。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赴日，乃是跟随鉴真和尚，搭乘日本归国的遣唐使舶才得以成功；空海、桔逸势等人的赴唐，也无不是搭乘遣唐使舶赴唐。只是到了唐代后期，由于中日之间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注：详参拙文：《略论唐后期的中日民间贸易》，载《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会刊》1986年第2期。），来往于中日间的民间商船增多， 才可能有唐大中七年（公元853年）日僧圆珍附商舶到福州， 以及宋代大量福建、日本的商人、僧人来往于两地的频繁景象。宋代来往于福建与日本间的福建商人见于记载的就有周世昌、陈文祐、周文裔、潘怀清、李充等等，他们都是属于民间商人贸易性质，并非由国家组织的。总的来看，从国家间的官方交流逐步走向民间商人贸易，乃是唐宋时期福建与日本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然趋势和一大特点。
    二是交流物品逐步从贡品、礼品为主转变为商品、文化用品为主。
    唐宋时代，福建与日本交流的物品种类很多。唐代前期和中期，由于遣唐使团的因素和作用，往来的物品多以贡品、礼品为主，如金、银、水精、玛瑙等。唐后期至宋代，由于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来往的物品多为磁器、绫绢等类商品和书籍等。如北宋时泉州商客李充驾船到日本，运去的货物就有“象眼肆拾匹、生绢拾匹、白绫贰拾匹、磁垸贰佰床、磁堞壹佰床”等（注：[日]《朝野群载》。）。当时福建输往日本的物品中大量的是青瓷器。福建同安汀溪窑的青釉划花篦纹碗输入日本后，很受日本人的欢迎，日本高僧珠光和尚很喜欢用这种青瓷碗饮茶，故这种青瓷器又被日本人称为“珠光瓷”。在日本福冈松州等地出土有晋江磁灶窑生产的“黄釉铁绘花纹盘”和德化窑生产的“白瓷盒子”（注：[日]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
    宋代，福建输往日本的物品中还有很多是书籍，日本僧人庆政自泉返日，就带回很多书籍，至今日本宫内厅还保存有庆政所献的福州版《大藏经》。福建建阳麻沙是全国四大印刷中心之一，建阳刻书也传播到日本等国。宋末建阳学者熊禾《建同文书院上梁文》写道：“儿郎伟，抛梁东，书籍高丽日本通。一滴龙湖山下水，千源万派定朝宗。”（注：《熊勿轩先生文集》卷6。）可知福建书籍已远输日本等国。至今，一些建阳刻本还珍藏在日本，由于这些刻本在我们国内已不可见，因此在日本的藏书已成为海外孤本。
    唐宋时期福建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开了后代两地大规模交流的先声，综观这种交流，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首先，福建与日本双方经济的发展与相互需求，是促进这种交流的主要因素。
    唐初的福建还比较落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各项生产事业的发展，福建迅速崛起。尤其是唐后期随着中西交通西北陆路的受阻，东南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迅猛，中日之间的海上贸易兴起，福建的各项产业也迅速发展。宋代，福建的制瓷业、纺织业、造纸业、印刷业等生产事业已走在全国的先进行列，并且积极地开拓海外市场。于是大量的福建商人便频繁地来往于福建与日本之间，从事磁器、丝绸等商品的贸易活动。
    唐初的日本，生产力还较为落后，贵族专权，朝臣倾轧，社会不安定。但日本人很善于学习外来的东西，他们加强与唐王朝的联系，派遣规模庞大的遣唐使团，学习中国先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及经验。遣唐使团到福建，也与福建人进行了交流。
    经过遣唐使时期大规模的对中国的学习，促进了日本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到了唐后期，日本已羽翼渐丰，不必需要像唐前期那样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学习唐朝的先进经验了，中日之间的交往便逐渐由民间商人海上贸易取而代之。
    北宋初，公元967年（北宋乾德三年，日本康保四年）， 日本藤原实赖出任关白，朝臣尽归藤原氏，开始了百余年的摄关政治，藤原氏掌权期间，深受唐文化影响的日本本土文化正处于发展繁荣时期，统治者并不主动与中国建立过分密切的联系。所以，在中日海上之间活跃的主要是包括福建在内的中国商人和中国商船。
    南宋建立不久，在日本，武士平清盛以平定保元之乱（公元1156年）的军功，出任大宰府大宰大贰。平清盛接触宋日贸易并从贸易中获得巨利，便主动积极地开展对宋贸易。1167年（南宋乾道三年，日本仁安二年）平清盛升任大政大臣，日本政权归平氏，启武士掌权之滥觞。平氏修筑港口，整治濑户内海航路，使宋日贸易向前发展。1181年（南宋淳熙八年，日本养和元年），平清盛死，朝政归于源氏，源氏幕府和平氏一样，热衷于对宋贸易，南宋商人到日贸易时常受将军召见。源氏幕府第三代将军源实朝甚至亲造大船，准备赴宋朝佛。由于日本统治者的重视和生产力的发展，故南宋时往来于中日之间的，不仅有包括福建船在内的中国船，还有不少日本船。